即送陳伯達同誌，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是否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要大量印發，印成小本子，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最少一本。
毛澤東
10月24日23時
陳伯達的講話，那激烈的調子不亞於林彪，指責劉、鄧搞的是“國民黨的‘訓政’”。茲照原文，摘錄於下：
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整個社會，而且震動了全世界。紅衛兵運動的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整個文化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曆來各次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洶湧澎湃，這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歡呼和支持，同時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恐懼、痛恨，而許多庸人則為之目瞪口呆。
在這大好的形勢下，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會自然消失了嗎？不！它並不會自然消失……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糾正了前一階段的錯誤路線，糾正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錯誤路線還可以用另外的一些形式出現。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鬥爭一直圍繞著對待群眾采取什麼立場，采取什麼態度的問題上。有些人不願意執行黨的路線、無產階級的路線、革命的路線即毛主席的路線。因為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是同一些同誌還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徹頭徹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可是提出錯誤路線的某些代表人，他們都是反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他們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了，他們把群眾當成阿鬥，把自己當成諸葛亮。這條錯誤路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變成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而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組隻是一種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在某種運動中如果運用得適當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錯誤路線的某些領導人，把工作組這種組織形式強加在群眾頭上，不過是為了便於推行那種錯誤路線罷了。
工作組雖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讚成毛主席路線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職權，利用其他形式來代替……有些人仍然頑固不化，對毛主席的批評不理，還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這不是資產階級的本能在他們的頭腦中和行動中起作用又是什麼呢……
路線問題要分開看，一種是提出的，一種是執行的，提出錯誤路線的是某些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他們要負主要責任。
黨內路線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錯誤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這條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的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黨內還有相當一批世界觀沒有改造和沒有改造好的糊塗人……
陳伯達的講話，除了談“形勢大好”“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外，還談了另外兩個問題，即“去掉怕字，放手發動群眾”，“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
陳伯達在結束講話時高呼：“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必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據陳伯達自雲，他是花了三天時間趕寫出這篇講話稿的。
陳伯達的講話，跟林彪的講話緊密配合，在全黨掀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毛澤東也在會上講了話。他隨口而講，沒有稿子。從他的講話記錄來看，他的“調子”比林彪、陳伯達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照毛澤東的講話記錄，摘錄於下：
講幾句話，兩件事。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來的意思是：考慮國家的安全，鑒於蘇聯斯大林的教訓，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誌在第一線。現在看不那麼好，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有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引起我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時候，北京就是沒辦法，中央也是沒辦法，直到去年九、十月我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麼辦？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為什麼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而在上海發起？因為北京沒人辦！現在北京的問題解決了。
第二件，文化大革命闖了禍，這就是批了北大聶元梓的一張大字報，給清華附中寫了一封信，還有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6月、7月、8月、9月、10月，五個月不到，難怪同誌們不那麼理解。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料到北大聶元梓大字報一廣播，全國都鬧起來了，一衝就衝得你們不亦樂乎。我這個人闖了大禍，所以你們有怨言是難怪的。上次會議（指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我是沒有信心的，說過不一定能執行。果然是多數同誌還是不那麼理解。經過兩個月，有點經驗，好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