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王力回憶：“在2月14日，‘中央文革’會議之前，周恩來在釣魚台十四樓同陳伯達談話，談了幾個小時，陳伯達打消了自殺的念頭。陳伯達還找康生談了一次，說了情況。開會前，我和關鋒去請康生到會，康生拍著桌子說：‘這都是江青搞的，要開會就批江青。伯達讓她逼得都要自殺了。’當時我沒說話，認為他們要吵就吵吧！關鋒哀求說：‘康老，無論如何不能這樣發脾氣，要忍住，這樣你到會上罵江青同誌，怎麼得了？’康生憋住了。”
剛剛度過政治危機的康生，此時裝出一副要替陳伯達打抱不平的樣子。其實，他也隻是私下裏說說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萬萬碰不得的。
批評會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時召開，會議的地點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台十六樓。因為這隻是“中央文革”的會議，到會的清一色全是“中央文革”成員，計有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江青理應到會的，因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何況是這次挨批評的對象，可是她說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於是，挨批評的對象，變成隻有一個——陳伯達了。盡管江青沒有來開會，會上誰也沒有批評她一句。
康生、王力、關鋒對陳伯達的批評，輕輕的，輕輕的。據說，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陳伯達準備自殺，生怕說重了，陳伯達受不了，會真的去自殺——究竟是他們怕陳伯達自殺，還是存心護著陳伯達，不得而知！
倒是張春橋、姚文元“動真格”，批評起陳伯達來火力頗猛。張春橋咬文嚼字道：“主席雖然同時批評了伯達同誌、江青同誌，但是主席用語不一樣。主席說伯達是進行投機”，這是一個路線問題；主席說江青同誌‘眼高手低，誌大才疏’，這隻是一個作風問題。所以我認為伯達同誌的錯誤的性質，跟江青同誌不同，不能混為一談。伯達同誌‘進行投機’，性質是很嚴重的……
顯而易見，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嫡係部隊”。
陳伯達作了一番檢查，無非是說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對毛澤東思想領會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圓場：“今天的會，算是第一次會，江青同誌生病了，沒有來。以後等江青同誌身體好了，再開吧。”
康生這麼一說，會議便結束了。此後，“中央文革”再也沒有開過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會——盡管江青並沒有病，不過，開過了這麼一次會，“中央文革”算是“落實”了毛澤東的指示，好向毛澤東交賬了。
後來，關鋒跟陳伯達鬧矛盾，便把陳伯達聲言要自殺的事告訴了江青。
江青見到陳伯達，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你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
麵對江青的辱罵，陳伯達不吱聲，再也沒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殺，列寧還紀念他”之類“自殺理論”。陳伯達的一出自殺鬧劇，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盡管陳伯達沒有自殺，還是當他的“中央文革”組長，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畢竟給了他沉重的一擊，就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度”而言，到1967年之後明顯降了，遠不如1966年了……
鼓吹“揪軍內一小撮”
“中央文革”發出了一個新的“戰略性”的口號：“揪軍內一小撮！”
所謂“揪軍內一小撮”，也就是揪出軍隊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中央文革”看來，武漢能夠爆發“七二□事件”，“百萬雄師”敢於抓“中央文革”的“大員”王力，那是因為“百萬雄師”有後台——得到武漢軍區“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義、政委蔡炳臣。
林彪說了一句關鍵性的話：“武漢問題不單是武漢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這樣，揪武漢“軍內一小撮”便擴展為在全國“揪軍內一小撮”。
北京街頭出現的大字報，宣傳“中央文革”的新的“戰略性”的口號，是“文革”的“第三戰役”：
打倒“彭、羅、陸、楊”，是“文革”的“第一戰役”；
打倒“劉、鄧、陶”，是“文革”的“第二戰役”；
“揪軍內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戰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們最擅長的莫過於製造輿論，就在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時2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便向全國播送謝、王“勝利回京”的“喜訊”。
全國各報以頭版頭條刊載謝富治、王力在北京機場受“熱烈歡迎”的消息、照片。
當天，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們舉行規模盛大的集會、遊行。上海舉行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大會”，達百萬人之眾。大會發出了“給謝富治、王力同誌的慰問電”，稱“百萬雄師”為“百匪”，稱“七二□事件”為“一場反革命暴亂的醜劇”，聲稱“為了保衛中央文革小組，我們永遠不惜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