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淩晨3時，陳再道等奉林彪之命進京“開會”，剛剛到京西賓館，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圍攻。
“中央文革”決定在北京召開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的大會。這個決定是由陳伯達、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討論作出的。最初是準備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可是，他們一看上海發來的“慰問電”聲稱“百萬人大會”，覺得北京隻開十萬人大會太不過癮。
“在天安門廣場，開百萬人大會！”戚本禹說。
“天安門廣場容納不了一百萬人吧？”陳伯達問。
“號稱百萬嘛！”戚本禹說。
“行。報上宣傳就稱百萬人大會。”陳伯達道。
7月25日下午5時，“歡迎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開會前兩小時，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擬出席大會的，現決定參加。林彪在電話中說：“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會，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覺得參加利多。”
林彪的電話，使“中央文革”備受鼓舞。下午4時半，林彪領頭，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緊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謝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林彪在天安門城樓，對北京紅衛兵頭頭蒯大富、韓愛晶說了這樣的話：“事情發展到壞的頂點，就要向好的方向轉化，從前我們要作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抓住大作文章。估計最近一個月將是全國矛盾激化的一個時期。”
喜歡標新立異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亦即“揪軍內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韓愛晶便分別鼓動他們所領導的清華“井岡山”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紅衛兵，開展聲勢浩大的“揪軍內一小撮”運動。
蒯大富後來曾在交代中，談及他們當時的判斷：“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麵軍的，他們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麵軍的陳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帶槍的劉鄧路線’就是衝著這些人來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軍內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蒯大富當時的分析，確實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陳伯達、江青如此熱心於“揪軍內一小撮”，說穿了無非是借“七二”事件為題，做繼續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們看來，“二月逆流”中的主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都屬“軍內一小撮”。
正因為這樣，林彪和“中央文革”來了個“親密合作”，在北京發動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浪黑潮。
事情是那麼的湊巧，在這個節骨眼上，8月1日來臨了！
1967年的8月1日，非同往常，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整整四十周年的日子。這下子，又給“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出了個“好題目”——借紀念建軍四十周年之際，鼓吹“揪軍內一小撮”！
在1967年的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12期（注：《紅旗》當時是半月刊。第12期理應在6月15日出版。但在“文革”中亂了套，經常延期或脫期），幾乎成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專輯！
這一期《紅旗》雜誌，特地轉載了7月22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的《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文，署名“空軍司令部紅尖兵”。
這位“紅尖兵”何許人也？
他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的筆名！
林立果寫道：“我們空軍領導機關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始終把鬥爭矛頭指向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資產階級反動司令部，把他們徹底粉碎。”
林立果鼓吹：“打倒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代表的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打碎他們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這一期《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
社論提出“嶄新”的“理論”：“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林彪同誌直接指揮的偉大軍隊……”這麼一來，朱德等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排除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外；這麼一來，毛澤東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卻無法“直接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