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鑄反革命兩麵派的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
盡管姚文元的文章沒有點明‘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是誰，而滿街飛舞的傳單和醒目的大字標語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後台王、關、林！”
“王、關、林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最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樣一條標語：
“王八七打倒了，關帝廟香火斷了，林家鋪子倒閉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關帝廟”指關鋒，“林家鋪子”指林傑。
蒯大富手下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報，刊登整版文章：《陣陣黑風何處來——看“王、關、林”反黨集團在清華》。
請注意：這裏的“王、關、林”，已被稱為“反黨集團”。
“王、關、林”的倒台，雖曾使“本是同根生”的戚本禹一度驚惶失措，但他很快鎮定下來，依然到處講話，批判“王、關、林”。
《井岡山》報的文章以紅衛兵特有的語調說：
清華井岡山兵團成立一周年了。
一年來，我英雄的井岡山人，在我們的最高紅司令、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親切關懷下，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狂風惡浪，把一小撮走資派、牛鬼蛇神揪到光天化日之下。不管是劉鄧陶，還是王關林，都逃脫不了曆史的懲罰！
然而，鬥爭並沒有結束。最近，戚本禹同誌說：“遇到十二級台風你們也不用管。”這段意味深長的話告訴我們：井岡山人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迎接更大的風暴！
文章引述了江青的一句“名言”：“敵人是很狡猾的，他們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他又弄上一套。”紅衛兵們稱“王關林反黨集團就是劉鄧陶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套班子”。
在1967年9月8日出版的《井岡山》報上所載《林傑罪行點滴》之中，有那麼一“點滴”涉及陳伯達：
“林傑反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伯達同誌。林傑狗膽包天，占了伯達同誌的辦公室，並偷看了伯達同誌的檔案。”
總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倒了“王、關、林”，丟了寫社論的三支筆，戚本禹雖說也是一支筆，不過，毛澤東已經顯露出對這位“戚大帥”的不滿情緒。在王力、關鋒倒台之後，戚本禹的倒台隻是個時間問題了。
一般的《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社論，毋須“理論家”親自出馬。眼看著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要到來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整整50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囑咐要寫一篇社論。這一回，“理論家”責無旁貸，與姚文元合作，共同寫作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樣的紀念文章，說穿了，無非是“借題發揮”罷了。借蘇聯十月革命勝利50周年這個“大題目”，陳伯達和姚文元要“發揮”什麼呢？
“理論家”最高任務，無非是要使最高領袖滿意。
“理論家”最擅長的，是揣測毛澤東的意圖。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陳伯達透露過毛澤東的重要意圖：1967年2月，毛澤東曾交給王力一個任務，即“文革”是怎樣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對王力說：“要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道理，歸納歸納，看有些什麼理論根據？”
毛澤東以為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另一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論，便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王力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借《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20周年之際，寫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一文。此文送陳伯達審閱時，陳伯達知道王力文章的“來頭”，一字不改，便以《紅旗》雜誌社論的名義，醒目地發表在1967年第十期《紅旗》雜誌上。
就在這篇社論發表兩個月後，王力被打倒了。
陳伯達重讀王力寫的社論，覺得意猶未盡，於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總結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陳伯達和姚文元寫出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名義。
陳伯達和姚文元寫好之後，生怕再遭《紅旗》雜誌“八一”社論的命運，先在“中央文革”內討論。作了修改，然後呈送毛澤東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