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姚文元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這篇社論又再作修改。關於主席思想六條，作了新的整理。列寧的話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並加批改。”
信與社論送審後，陳伯達忐忑不安。他記得，他寫的《紅旗》雜誌社論《堅決打退反革命複辟逆流》，毛澤東看後便壓下不發。這一回，會不會又來個壓下不發呢？
謝天謝地，毛澤東很快就審閱了社論，並在陳伯達、姚文元送審社論的那個信封上，寫了一句話：“內件已閱，修改得好，可用。”
這一句“最高指示”，使這幾個月經受一係列風波折磨的陳伯達鬆了一口氣。
於是，這篇社論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華社播發，翌日全國各報都全文刊載，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學習文件。
社論的核心，就是陳伯達、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條”。亦即把毛澤東平時所談及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話，加以係統化，歸納為六條——這是陳伯達、姚文元反複揣摩後的“成果”。
茲照社論原文，摘錄其中的“核心”內容：
毛澤東同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偉大的貢獻，在於他係統地總結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係統地總結了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不但總結了正麵的經驗，而且總結了反麵的經驗，特別是總結了蘇聯資本主義全麵複辟的嚴重教訓，完整地、徹底地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一個當代最重大的課題。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劃時代的偉大發展……
毛澤東同誌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並且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標誌。
毛澤東同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要點是（由於原文較長，以下六條隻是摘要）：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
陳伯達、姚文元在為毛澤東總結了以上六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要點之後，請注意，用了兩個“天才地”歌頌毛澤東：
毛澤東同誌提出上述這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的觀念，天才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裏程碑。
盡管後來毛澤東深惡痛絕用“天才地”這樣的副詞稱頌他，不過，此時他卻以為“可用”。毛澤東在“文革”中有這樣的習慣：凡是經他審閱的文件，他以為好的，就寫上“很好，照發”至少寫個“同意”；凡是他以為不好，表示反對的，就壓下不發（惟一破例的是他違心地批發了林彪1966年5月18日那次講話）；凡是他並不完全讚成，但大家都已表示讚成，他就畫了一個圈，這叫“圈閱”。圈閱隻意味著他已看過，大體上同意。
這一回，陳伯達得了毛澤東的“修改得好”的評語，就像得了老師在考卷上批了個“優秀”一樣興奮……
製造冀東大冤案
陳伯達一興奮起來，話就多了。
1967年12月25日，陳伯達來到河北唐山，住在唐山市第一招待所。
他是前來解決唐山問題的。當天晚上，他聽取了唐山的造反派們的三個半小時的彙報。第二天上午，陳伯達便在唐山市第一招待所的大餐廳召開大會，接見唐山地區各縣、市代表團、地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以及駐軍代表。唐山難得有這樣的“中央大員”光臨。陳伯達的每一句話，都成了“中央首長”的“指示”。他哇啦哇啦地胡說一通，在唐山造成了“冀東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