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沒有說是反革命的黨。”
問：“那你說是國民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這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答：“起作用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組織起作用，有的地方組織起作用。”
問：“冀東黨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當中，做了那麼大的貢獻，抗日戰爭堅持下來了，哪一個國民黨、叛徒在那裏起作用的黨，能作這樣的事情呢？”
答：“你說的很對，很對。”
接著，法庭宣讀了邢安民、李致和、蘇維民、趙連輔1980年8月1日的證言。其中談到：
“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來後，在唐山搞了一個楊白反黨集團，楊遠、白芸，張達同誌被定成敵我矛盾。送到農場勞動改造，吳良俊同誌被判刑二十年，方正同誌被公安機關長期拘留，並株連了大批的黨員和幹部。在搞楊、白專案的同時，認為楊、白的班底是從老冀東發展演變而來的，一方麵上追楊白的根子，大搞‘冀東黨’，一方麵下挖楊白的社會基礎，大搞‘肅反動流派’運動……被列入‘冀東專案名冊’受審查的幹部一千六百零四人，涉及到中央二十九個部門和二十四個省市，被定為和列為叛徒、特務、國民黨、走資派等問題的有七百三十七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幹部、群眾達八萬四千餘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致殘的七百六十三人。”
法庭還宣讀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書記楊遠1980年9月29日證言（節錄），他陳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在唐山講話後，自己遭受殘酷迫害和親屬受到株連的情況。宣讀後，審判員李明貴問：“被告人陳伯達，你聽到了嗎？”
陳答：“聽到了。”
審判長曾漢周說：“冀東這件事，造成了這麼嚴重的後果，是你講話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陳伯達說：“這個沒有問題。”
陳伯達在唐山一席胡言亂語，給唐山帶來的一場大災難，決不亞於唐山大地震！
1980年11月30日，新華社電訊《冀東冤案後果嚴重——陳伯達供認他起了反革命作用》，記述了陳伯達在冀東犯下的嚴重罪行，另外，1980年12月19日《河北日報》，刊載了張雲傑、聞恩秀、楊福山采寫的《事實的證言——陳伯達製造冀東大冤案的始末》，作了詳細的揭露。
《河北日報》的文章指出：“1967年9月，陳伯達就插手唐山的問題，在北京親自聽取了唐山一些人的彙報。”就在那一次，彙報者便已向陳伯達說：“由於冀東的原主要負責人是叛徒，特別是又長期在劉少奇、彭真領導下，我們懷疑有一個叛徒集團，這個集團已混入黨政軍內。”三個月後陳伯達去唐山，正是因為聽取了這一彙報而去的……
冀東大冤案不僅使八萬四千多人受誣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經長眠於冀東烈士陵園的二百三十八名烈士竟然也無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小小老百姓”，給冀東帶來了一場大災大難！
戚本禹垮台
“戚本禹算老幾！”
“戚本禹是‘中央首長’嗎？”
“戚本禹與王、關、林是一夥！”
“戚本禹滾出‘中央文革’！”
1967年12月，當凜冽的朔風吹過北京街頭，一大批新貼出的大字標語，那漿糊迅速凍住了，把標語牢牢粘在牆上。
紅衛兵們的大炮，已經在對準“戚大帥”猛轟了！
王力、關鋒、戚本禹，人稱“中央文革”的“小三”（陳伯達、江青、康生被稱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兩個，隻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齒寒，隨著對王力、關鋒的批判的深入，許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紀最小，他生於1932年，當時不過35歲，林彪稱之為“小將”。王力生於1922年，比他大11歲。關鋒最為年長，生於1919年，比他大13歲。在“文革”開始之際，戚本禹不過是一個科長。
戚本禹雖是“中央文革”的一員“小將”，可是“能量”卻不小。有時就連陳伯達也得讓他三分。林彪秘書張雲生在《毛家灣紀實》中，曾有一段十分生動的文字寫及戚本禹及陳伯達：
到了釣魚台十六樓，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給了他，並轉達林彪請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興。他可能是午休後剛起床，也可能是由於三伏天天氣太熱，隻穿著一件背心和褲衩，坐在電風扇前看著林彪的信。他有個綽號叫“戚大帥”，加上他看信過程中接一次電話，口氣十分生硬，這就更給我以此人粗野的印象。他看完信，站起來穿上一條褲子，對我說：“你別急，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