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久經滄桑的曆史老人，不論誰都無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國當代史必須涉及的人物。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所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組長，經曆過“文革”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他還曾是毛澤東多年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的一支筆，《紅旗》雜誌主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Concise Encyc lopdia Bri 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262頁《陳伯達》條目（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這樣介紹說：
陳伯達
ChenBod（a CHENPO-TA）
（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從蘇聯回國，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教書，並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在此期間寫過《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成為在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中共八大後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總編輯等職。著有《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書，並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文革”（1966-1970）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1976年9月被捕。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
這一條目基本上是準確的，但有一處明顯的錯誤：陳伯達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嚴格地說，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補辦了逮捕手續。
陳伯達之死
1989年9月17日傍晚開始，北京驟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
翌日，氣溫劇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遠郊一幢六層樓房的最高層，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飯，誠如當時在場的他的兒媳所述：“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食物吐出……”
兒媳趕緊敲響隔壁房間的門。那裏住著公安人員老蕭。老蕭馬上撥電話到某醫院。20分鍾之內，醫生就趕到了。
可是，陳伯達的心髒已停止跳動。搶救無效。經醫生診斷，陳伯達因天氣驟涼，死於心肌梗塞。
陳伯達是和他的兒子陳曉農生活在一起的。陳伯達突然發病之際，陳曉農卻不在家，而在北京駛往河北某地的列車上——他的母親餘文菲住在河北某地，每隔一兩個月，他總要去看望、照料一下母親。餘文菲是陳伯達的第二個妻子，已經離婚多年。陳曉農是陳伯達和餘文菲所生的孩子。
陳曉農事後說：
“前幾年父親住院已檢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電圖一向較好，又從未有過明顯的心絞痛，僅是超聲檢查有冠脈硬化，所以醫生和我們都缺乏足夠的重視。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氣很冷，早上剛下過雨。我9時多臨走時，看父親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給他加了條毯子，又把毛褲放到床前椅上，我愛人說父親起來後，即說天冷。現在想來，天氣驟冷易使血管收縮，老人血管已脆，經受不住，這可能是發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當天下午，陳伯達所在單位負責人徐主任等趕來，和陳伯達的親屬商議後事處理。親屬明確表示：“聽從組織意見，而且父親生前也一再說過，他去世後一切從簡。”
根據領導意見，陳伯達以他原名陳建相，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
盡管八寶山不知舉行過多少回遺體告別儀式，但是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與眾不同：沒有訃告、沒有悼詞。前來與他作最後訣別的，都是聞訊而來的，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組織名義發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時20分，陳伯達的遺體出現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那裏掛著他的遺像。這些年來他總是躲著照相機的鏡頭，連家中都找不到他現成的遺像。陳曉農記起去年冬天一位好友為他拍過一次照片，趕緊請攝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張遺像。
在哀樂聲中，40多人向他的遺體投注了最後一瞥。這些人有的是陳伯達的親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舊部下，有的是他的學生。
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雖然隻在很小的範圍內舉行，但是很快驚動了那些豎著耳朵的新聞記者們。
9月29日，美國、英國等電台播出了陳伯達去世的消息，介紹了陳伯達的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