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這個特殊曆史條件下，林彪與黃、吳、李、邱結成林彪集團。林彪需要力量，黃、吳、李、邱需要支持，這個集團就以個人野心和宗派主義為基礎，逐漸形成。在“文革”初期，黃、吳、李、邱都受到程度不同的衝擊，邱會作則多次被揪鬥，這些衝擊、揪鬥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所煽動和支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一概支持造反，倒並非特意支持打擊黃、吳、李、邱。林彪保護他的老部下黃、吳、李、邱，黃、吳、李、邱則效忠於林彪，惟林彪之命是聽。這與林彪是“副統帥”當然也有關係。黃永勝在1970年5月說過：“在任何時候都要忠於林副主席。”吳法憲後來在供詞中說：“是林彪把我提拔起來的，所以我腦子裏就是一個林彪”，“林彪叫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鵬說過：“林副主席活著跟他幹，生與林副主席同生，死與林副主席同死。”邱會作說林彪、葉群是“再生父母”，發誓“永遠忠於林副主席”，“海枯石爛不變心”。林彪集團就是一個以君臣、父子為信條，以忠於林彪一人為準則的集團。這個集團的開始形成，以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為標誌。問題的複雜性就在這裏：一方麵，“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天下大亂、局勢難以控製的情況不得不借重林彪一夥的力量；另方麵，林彪一夥乘機打擊異己，攫取權力，甚至誣陷、迫害他人。“五一三”事件發生後，林彪立即表態支持吳、李、邱，並於6月9日觀看了吳、李、邱率領的所謂“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文藝團體的演出，新華社為此專門發了消息，吳、李、邱等人就成了“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也就成了與林彪、葉群“同生死，共患難”的死黨。吳、李、邱等人表示擁護江青，江青也就立即表示支持他們。8月17日，成立了吳法憲（負責人）、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等人組成的“軍委看守小組”（內部組織，未向外公布），接受中央文革的領導，列席中央文革碰頭會，負責處理駐京軍事機關、部隊的“文革”的問題。從此，林彪、江青支持的“三軍”在某些方麵可以左右北京甚至外地的大局，大有“全國看北京，北京看三軍”之勢。當時全國局勢混亂，“無產階級司令部”支持吳、李、邱等人打擊迫害空軍、海軍和總後勤部的領導幹部，奪了這些重要軍事單位的領導權。1968年3月22日，黃永勝調京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成為林彪集團一名重要成員。以後，吳、李、邱都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並分別兼任空軍司令員、海軍政治委員、總後勤部長。至於他們的罪行，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
林立果為頭目的“聯合艦隊”，是林彪集團中與黃、吳、李、邱既有聯係更有很大區別的反革命力量。“聯合艦隊”中以年輕人居多，也有少數老幹部。都是空軍的。年輕人有：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沛豐，空軍黨委辦公室處長；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許秀緒，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技勤處副處長；李偉信，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等等。中年人有：王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維國，空四軍政治委員；陳勵耘，空五軍政治委員；江騰蛟，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值得說得詳細一點的是江騰蛟。他是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1919年生。1930年即11歲時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7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區兒童團大隊長、縣兒童局書記、團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主任、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主任、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軍區防空軍政治委員、空四軍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4年，葉群、吳法憲在江蘇省太倉縣洪涇大隊搞“四清”的時候，當時在上海任空四軍政委的江騰蛟，就經常以看望吳法憲為名，借機接近葉群，給葉群送禮物。1965年冬天，林彪、葉群把女兒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騰蛟照顧她治病。1966年冬天，林彪、葉群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1967年2月8日，江騰蛟完成了照看任務，親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1967年，江騰蛟升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1968年，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免去了江騰蛟的職務。林彪、吳法憲要讓江騰蛟擔任空軍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葉群、林立果對他表示關懷，他在1968年以後給林彪一家先後寫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不管什麼時候，需要我幹什麼，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多麼卑鄙的靈魂！
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激烈爭鬥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原計劃在這時召開的並非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而是中共“九大”。
1967年11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的《中央關於對征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其中第六條這麼寫的：
“關於‘九大’開會時間，多數同誌建議明年秋天國慶節前召開。‘九大’過後接著開‘人大’，把劉少奇罷掉，解決國家主席問題。這樣，明年國慶節上天安門的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中共“九大”，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的會議。中共高層的權力之爭遲遲未能明朗化，於是原定在1968年國慶節前召開的中共“九大”也就遲遲開不起來。毛澤東隻得提議，先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作為召開中共“九大”的預備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