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發布了一段“最高指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毛澤東的這段話，為召開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調。
會議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帥三副說成是“一貫右傾”。會議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
會議的公報宣告：“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這樣，中共“九大”的準備工作也就緊打緊敲開展起來了。
為中共“九大”準備的主要文件共兩項：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
誰來起草報告，意味著誰在黨內有多大的勢力。圍繞著由誰來起草，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是不會去執筆起草這兩個文件的。似乎順理成章，應當由“第四號人物”“理論家”陳伯達去起草。何況，陳伯達是“大手筆”，一係列中共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筆下。
張春橋、姚文元先下手為快，早已把修改黨章之權搶到手。1967年12月16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的《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中，便已指出：“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正在展開一場群眾性的修改黨綱黨章的運動。他們采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以三種形式結合進行：（一）組織了市一級的修改小組；（二）分別到工廠、機關、學校、商店、公社、連隊、街道選擇一批點，組織了幾十個群眾性的修改小組，為市的修改小組提供參考性的修改稿；（三）市一級的革命群眾組織和駐滬三軍自己選擇一批基層單位，展開修改黨綱黨章的討論，廣泛聽取和集中群眾意見。這種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此看來，修改黨章的工作，陳伯達是無法插手了。
不過，在陳伯達看來，起草政治報告，非他莫屬。
可是，毛澤東卻指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起草。
這時候的陳伯達，常住米糧庫胡同家中，已經不大去釣魚台了。他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已產生很深的裂痕。他與林彪的日益接近，使這一裂痕日益擴大。他已很難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陳伯達如此回憶道：
“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是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
記得，毛主席的話，我向周恩來同誌報告過。
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同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一個稿子。
實際上，起草人的名單雖是毛澤東定的，卻叫林彪出麵來抓起草工作——因為毛澤東已指定林彪來作政治報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灣召見了三位“大秀才”——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林彪說了自己的一些意見。這時，張春橋、姚文元對陳伯達說：“你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
陳伯達在米糧庫胡同埋頭於寫政治報告，與釣魚台分庭抗禮。
他要秘書王文耀、王保春到處打電話，為他收集資料：
要新華社給他送來工廠、農村的生產情況資料；
要中央研究室的“秀才”們幫助他找資料，查馬列經典著作；
給李雪峰打電話，從石家莊弄來河北省的一些資料……
他想要北京市的資料，托秘書給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打電話，卻碰了釘子。謝富治說：“如果是中央要材料，我給。如果是你陳伯達個人要材料，我不能給！”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全文分十個部分。他送給毛澤東審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綱。當時，他還未寫出全文。
陳伯達向中央請假一個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報告。
陳伯達深信，憑他的這支筆，完全可以獨自寫出政治報告。他不理張春橋和姚文元。張春橋和姚文元著急了。他們借口陳伯達寫得太慢，會影響“九大”的召開，準備另搞一攤，另外起草一份政治報告。
陳伯達得知張、姚的動向，就把自己的提綱和已經寫完的三個部分，拿出來討論。
會上，張春橋、姚文元批評陳伯達的初稿是鼓吹“唯生產力論”。
於是，張春橋、姚文元拉了康生，決定另起爐灶。
康生很刁，推說自己生病，不參加具體討論。張春橋、姚文元以為這是奪取起草權的好機會，花了一個星期就突擊出一份政治報告來。
這時，康生開腔了。他給林彪打了電話。當時毛家灣林辦秘書，記下了康生的話：“我最近生了病，沒有直接參加政治報告的起草。春橋、文元寫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覺得，作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報告，這個稿子的分量是不夠的。但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來，還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修改的基礎，因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