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毛澤東對他的不信任——對他的稿子不看一眼！
哭罷，陳伯達咬咬牙，對秘書說：“送中央辦公廳印刷廠排印！”
“主席不用了，還排印？”秘書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個紀念也好！”陳伯達嘟囔著。
陳伯達做好了下台的思想準備……
“親密戰友”登上主席台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在北京召開。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陳伯達隻是中央候補委員；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陳伯達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如今，他是跟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步上主席台。
當天發布的中共“九大”主席團秘書處新聞公報，是這樣描述的：
下午五時整，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登上了主席台。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代表們極其熱烈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中國共產黨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隨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同誌。
毛主席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接著大會選出了主席團。大會一致選舉毛澤東同誌為主席團主席。林彪同誌為主席團副主席，周恩來同誌為主席團秘書長，並且決定了主席團秘書處成員。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
（一）林彪同誌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
（二）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
（三）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接著，大會進行第一項議程。
林彪同誌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林彪同誌在報告中根據毛主席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總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黨的戰鬥任務。林彪同誌的報告，受到代表們的熱烈歡迎，不時被經久不息的掌聲和口號所打斷……
坐在主席台上，陳伯達依然是“第四號”座位。不過，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而他起草的政治報告被擯棄了。盡管沒有點名，但是，他聽得出，康、張、姚起草的政治報告中有段話是針對他的，稱他為“機會主義者”：
“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毛主席總是教育我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
據陳伯達回憶，在林彪念政治報告的時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暢、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也就是黨對高層領導重新排列順序的時候。他無法猜測自己會被排到第幾號。他甚至以為，他可能會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開全體會議，進行大會發言。陳伯達心灰意懶，根本無意在大會上講話。可是，毛澤東說，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會上發個言。陳伯達曾推托，說沒什麼可講的。不過，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不可違背，況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準備在大會上發言，他不能不說幾句。
說什麼好呢？陳伯達隻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為之記錄，急急忙忙寫了篇發言稿。唉，如果不是因為他寫的政治報告被否決，按照他的習慣，早在“九大”召開之前，就會把大會發言稿寫好。
講什麼好呢？就用毛澤東的一段“最新指示”作為發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種主要傾向的時候，也要注意可能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為了“保險”起見，在發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澤東的一係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別人抓住小辮子。
這樣的個人發言稿，本來用不著送毛澤東審閱的。又是為了“保險”，他讓秘書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澤東。
這一回，毛澤東沒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細看了，還寫了一段指示：
“我的話，你少用，變成你自己的話去說。”
看到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鬆了一口氣，原來毛澤東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趕緊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澤東審閱。
這一回，毛澤東隻在他的修改稿上畫了一個圓圈，表示已“圈閱”。
這樣，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聞公報便報道：“在4月14日的全體會議上，偉大領袖毛主席作了極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講話。林彪同誌作了重要講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等同誌發了言。”
在大會發言的11人之中，毛、林、周、陳、康是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言，黃永勝作為解放軍負責人發言，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則分別作為工、農、兵、婦女、幹部代表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