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以前，中美大使級會談延續了15年，會談了134次，被人稱為“時間之長、次數之多、爭論之激烈，為近代國際關係史上罕見的外交談判”。
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當時感到“失掉了中國”，而對我國進行軍事包圍與經濟封鎖。中美兩國從此處於相互敵視的狀態。兩國之間，除了在朝鮮戰場上較量和在板門店談判中有接觸，此外，別無來往。
朝鮮戰爭以後，美國有一樁心事要和中國交涉，即美國的一批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軍人和在中國犯了罪的人員還關押在中國。這促使美國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華人員，又不願同我國直接接觸，以免造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既成事實。美國想通過當時已與中國建立了代辦級關係的英國來辦理這些事。
周恩來總理是在1954年5月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得到這個消息的。他明智而果斷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日內瓦近郊的駐地召集我國代表團連夜開會研究對策。周恩來認為我們不應該拒絕和美國接觸；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美國對華政策如此敵對和僵硬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抓住美國急於要求在華人員獲釋的願望，開辟中美接觸的渠道。
之後，通過英國代辦杜維廉的安排，中美兩國代表將就兩國僑民問題舉行初步會談。會談一共舉行了四次。這樣，在中、蘇、美、英、法五大國代表舉行的謀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意外地在中美兩國之間的巨大鴻溝上架設了一座中美官員接觸的橋梁。盡管日內瓦會議期間這四次會談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但是，它開辟了中美兩國接觸的渠道。接觸一開始，就連態度很僵硬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不願再關死大門了。中國也願意留一條門縫，便於在沒有正式外交途徑的情況下打開一條表達意見的通道。
三個月以後，即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正式在日內瓦舉行。以後，又將會談地點改到華沙，成為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
斷斷續續地舉行了15個年頭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在基辛格看來，“會談的重大意義似乎就在於，它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項重大成就的時間最長的會談。”會談進行了134次，全都毫無結果。他認為在反反複複討論的台灣問題，歸還債務問題，收回資產問題，在押人員獲釋問題，記者互訪問題，貿易前景問題……在這些周而複始的討論與爭執中，台灣問題一直是會談的主題。而這個主題已經陷入了“怪圈”之中：隻要中美敵對狀態繼續存在，要解決問題是不可能設想的；而隻要台灣問題一天不解決，敵對狀態也就不會結束。
在中國方麵，周恩來卻不是這樣認為的。周恩來不止一次地說過，中美會談多次盡管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但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50年代剛開始時，在美國工作的錢學森博士，由於發表了時速一萬英裏的火箭已成為可能的“驚人火箭理論”，一下子成為世界聞名的新聞人物。新中國成立的喜訊使他萌發了強烈的願望：回祖國去，為新中國貢獻自己的一切。對於他要求回國的鄭重聲明，美國五角大樓的軍方人士叫嚷：“寧可把這個家夥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那些對我們來說至為寶貴的情況，他知道得太多了。無論到哪裏，他都值五個師！”他被當作“毛的間諜”，被聯邦調查局逮捕，後經保釋出來，仍被移民局限令不準他離開洛杉磯。他實際上被軟禁了。
1955年6月，錢學森在一封家書中夾帶了一封寫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的短信，請求黨和人民政府幫助他早日歸國。陳叔通很快就將此信送交周恩來。周總理閱信後非常重視，隨即通過外交信使將此信送給在波蘭的王炳南大使。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的中美雙方大使級會談中，中方代表王炳南按周恩來總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國：“中國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決定提前釋放阿諾德等11名美國飛行員。”並希望，“中國政府所采取的這個措施，將對我們的會談起有利的影響”。
當時王炳南的想法是先談後放人，但是周總理部署的先放人後談的方針，經實踐檢驗，十分成功。放人的消息宣布以後，使國際輿論很快認識到中國對中美會談是懷有誠意的，也是積極的，人們的感情很快地傾向於中國。連美國記者都禁不住慨歎：“嗬！中國人又搶去了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