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信使往來東京北京中日建交提上日程
周總理強調說：“是啊，先來談一下嘛！談才能談清楚嘛！”田中說：“日本過去的外交是看美國的眼色行事，認為同美國一致就不會錯。今後即使有險阻，也要由自己來判斷。”
尼克鬆把日本撇一邊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時27分。尼克鬆乘坐的美國總統專機終於在北京機場停穩。片刻，尼克鬆從舷梯上走下來，這時周總理走上前去，緊緊握住尼克鬆的手。兩位要人的握手，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美兩國首腦的第一次和解。
尼克鬆訪華實況，通過電視衛星向世界各地進行了轉播。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自己的官邸觀看電視，他要看一看尼克鬆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
尼克鬆從飛機上走下來，和迎接他的周恩來握手，說：“I am very happy。（我非常高興。）”
接下來就是檢閱儀仗隊……
佐藤站起了身子，失落地狠狠地關掉了電視。他一言不發地靠在沙發上，七個月前那件令人掃興的事情又呈現在眼前——
1971年7月16日上午，首相秘書遞給首相一份美國送來的備忘錄，上麵寫著：“尼克鬆總統將於明年5月以前訪華”，發表時間為日本時間11時半。佐藤看看手表，指針已指在11時27分。佐藤首相認為尼克鬆把日本撇在一邊，顯然是一種不考慮友好國家立場出賣朋友的行為。佐藤首相心中暗暗叫喚“上當了”。
尼克鬆訪華的消息使日本全國上下為之嘩然。在收到《上海公報》後，外務省開始秘密地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準備。
誰知一群記者卻緊追不舍，非要他談談對尼克鬆訪華的看法。
佐藤一邊往外走，一邊說：“他自己不是已經說了嗎？這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事業。他自己說了，別人還說什麼？”
“他”，自然是指尼克鬆。
佐藤的態度自然是惱怒的。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田中角榮競選自民黨總裁。中日關係已成了自民黨總裁能否當選的一個問題。
田中角榮順應了曆史的潮流，他當選了，並很快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民間先行，以民促官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到中日邦交正常化，花費了23年的時間。23年，在人類社會曆史上是暫短的一瞬，但對渴望實現邦交正常化的中日兩國人民來說，又何等漫長。
為了早日實現中日邦交，續寫兩國人民傳統友誼的新篇章，中國政府和人民進行了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努力。早在建國初期，中國領導人和政府就非常重視與日本的關係，認為重建和發展中日睦鄰友好關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從而提出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標。
但是，日本政府在美國控製下，奉行敵視中國的政策。1951年，美國與日本片麵媾和之後，日本吉田茂政府又在美國的促壓下於1952年同台灣當局締結所謂“和平條約”，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製造“兩個中國”，為中日關係正常化設置了嚴重障礙。
周恩來總理1954年10月11日在北京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和日本學術文化訪華團時說：
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不在中國方麵。舊金山條約不承認中國，而承認台灣，說台灣代表中國。中國人民很傷心。我們承認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誰的票，誰得的票多，誰組織政府，我們就承認誰。但是，日本政府卻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不承認中國人民所選擇的政府，中國人民不要蔣介石，日本政府卻承認台灣代表中國，中國人民當然感到很傷心。是日本政府不承認我們，對我們采取不友好態度。我也知道困難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於日本政府，因為日本政府的頭上還有個太上皇，就是美國。
在中日兩國官方關係一時難於打開的情況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大力開展民間外交，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創造條件。
為開辟民間外交的渠道，中國首先在溝通中日貿易方麵采取主動步驟。1952年，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任南漢宸利用在莫斯科出席會議的機會，與出席會議的日本國會參議員高良富，國會眾議員、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代表帆足計，國會眾議員、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理事長宮腰喜助進行接觸，商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針下開展中日貿易，並邀請他們三人來北京進一步商談。
同年5月，這三位代表應邀來到北京。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前來訪問的日本政界和經濟界人士，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方與他們通過會談，正式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由於美、日政府百般阻撓，這個協定後來執行情況不好，但中日民間交往的大門畢竟打開了。
1954年12月，吉田內閣下台，鳩山一郎出任首相。由於他對改善日中關係、發展日中貿易較為熱心，1955年，中日雙方簽署第三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鳩山首相表示願對此給予支持和協助，從而實現了民間協議、官方掛鉤的形式，比吉田內閣時期簽訂的兩個協定提高了層次，協定執行的情況也較好。
鳩山執政期間，不僅貿易關係有發展，中日雙方還簽訂了民間漁業協定，增加了人員往來。來自日本的許多客人都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接見，雙方都表示了關係正常化的強烈願望。要求恢複日中邦交的國民運動隨之在日本國內逐漸展開。
為直接對話，試邀鳩山來北京
為推動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實現，中國政府曾嚐試同鳩山內閣直接對話。
1955年8月1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8月17日，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沈平遞信日本總領事田付景一，向日本政府提出：
為了促進中日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有助於國際局勢的繼續和緩，中國政府認為中日兩國政府有必要就兩國貿易問題、雙方僑民問題、兩國人民互相往來問題和其他有關兩國人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進行商談。如果日本政府抱有同樣願望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歡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團來北京舉行會談。
10月，周恩來總理會見來訪的日本各界人士時提出，中日兩國應結束戰爭狀態，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否則，兩國人民間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也將受到影響。
11月4日，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再次遞信日本總領事，提出：中日應就兩國之間許多有關兩國人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進行交談，其中兩國關係正常化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中國政府歡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團到北京就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商談。
經過一番曲折，鳩山首相於1956年3月29日對中國政府的呼籲作出間接的回應。他在回答國會議員質詢時表示“必須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正常化”，“如周恩來總理願意舉行談判的話，那麼就沒有理由加以拒絕”。
鑒此，周總理於4月18日致函邀請鳩山首相訪華。這一重大舉措進一步表明了中國政府的願望和誠意。遺憾的是，鳩山內閣因內受執政黨保守勢力牽製，外受美國政府壓力，對中國政府的倡議和邀請沒有作出積極的響應，致使鳩山內閣時期的中日關係未獲突破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