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接待工作與接待尼克鬆來訪相比有一些共同點，也有一些不同點。相同的是，外賓人數多，延續時間長。田中代表團52人，另有技術人員94人，隨行記者80人，共226人，還先後接待了日機組人員145人次。從接待日方技術人員到田中一行結束訪問，曆時兩個月。不同點是，自田中決定訪華到動身來京隻有一個多月時間，代表團名單遲遲定不下來，日方又不願過早公布訪華日期，使許多具體準備工作難以落實。在接待田中來訪前，中方首先接待了由日本外務省中國課長橋本恕率領的先遣組。雙方就田中訪華的日程、來訪人數、住宿、汽車、海關手續、安全警衛、通訊聯絡、新聞報道、專機、衛星轉播等問題進行了商談。接著，接待了田中為統一思想、減少黨內阻力而派遣的日本自由民主黨訪華代表團，後又接待古井喜實一行四人。
為了做好這些接待工作，除政治會談主要由外交部負責準備外，經中央批準，及時成立了一個由外交部抓總、由有關部門領導同誌參加的接待工作領導小組，下設秘書、禮賓、新聞、安全、電信、廣播電視、專機、總務各組，基本上是接待尼克鬆的班子。遵照周總理關於抓緊、抓細、抓落實、抓檢查的指示，領導小組多次召開工作會議，組長符浩等領導同誌親臨現場指揮，並經常向周總理請示彙報，做到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除了做好具體的接待工作外，中央還特別重視對幹部和群眾進行政治動員和思想教育。自1894年以來的半個多世紀內，日本軍國主義多次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使中國人民遭受深重的災難。戰後20多年來，日本多屆內閣又一直頑固奉行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部分幹部和群眾對邀請田中訪華不夠理解。根據這個情況，外交部編寫了一份宣傳材料，經毛澤東主席同意，由中央轉發全國各地，對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了深入的政治動員和宣傳教育，做到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還通過召開大會，舉辦學習班對直接參加接待工作的人員，特別對親屬被日本帝國主義殺害，民族仇恨深的人進行了認真地工作，使幹部和群眾對邀請田中訪華的意義和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有了明確的認識。從而，為完成這次接待任務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保證。
形勢逼人，田中決斷決行
1972年田中角榮出任首相後，改變了曆屆自民黨政權長期推行的“向美國一邊倒”政策，實行以日美合作為基軸的“自主多邊外交”。1972年9月，田中訪華，同中國一舉實現邦交正常化，是田中“自主多邊外交”最典型的實踐和最赫然的成果。
田中政權同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有其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是其麵臨的內外形勢推動的結果。田中上台後僅僅用了84天時間就實現同中國邦交正常化，當然也顯示了他的政策決斷力和行動力。
日本經過60年代的高速發展，至70年代初，已發展成為僅次於美蘇的經濟大國，其主要經濟指標均居世界前列。隨著其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必然產生奉行較為獨立的外交政策的要求。打開日中關係，對日本展開“自主多邊外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大平正芳在就任田中內閣外相後，就新政府的對華政策同佐藤政府有何不同答記者問時，明確表示，新政府決心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他說：“日本過去的外交是看美國的眼色行事，認為同美國一致就不會錯。今後即使有險阻，也要由自己來判斷。”這番話清楚表明，田中內閣十分明白，其推進日中邦交正常化之舉意味著開辟日本外交的新時代。
田中同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也是在他的前任佐藤榮作的對華政策徹底破產後，做出的順應時勢和民心的曆史性選擇。
佐藤政府1964年11月上台以後，追隨美國，並繼承自民黨曆屆政府的衣缽，對中國奉行政治上敵視、經濟上撈取實惠，反華而不斷絕往來的政策，即佐藤上台伊始就聲稱的“政經分離”政策。
進入70年代，這項政策走進了死胡同。從1970年中國同加拿大建立外交關係，到1971年尼克鬆總統將訪華的《公告》發表，以及同年在第二十六屆聯大上，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複，形勢發展之快，出乎佐藤政府的意料，使其處於被動、孤立的境地。
為緩和國內外壓力，穩定政局，佐藤政府采取兩手政策，一方麵頑固堅持其反華的基本立場，一方麵不斷玩弄新花招。
佐藤表示，“願意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與中國進行“大使級會談”，並宣稱，會談的議題要擴大到“包括日中關係正常化的所有問題”，並通令日本各駐外使館抓住機會，直接地或通過第三國造成與中國使節接觸的既成事實，以製造輿論，欺騙視聽。在東京，佐藤派員與中國駐日人員秘密接觸、試探。在枝節問題上，提出要與中國發展關係，如提出同中國搞郵政協定、氣象協定，簡化我駐日人員去日簽證手續、使用特惠關稅等等，企圖在不解決兩國政治關係的情況下，應付時局，緩解壓力。
1969年尼克鬆當選總統後，美國在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和美蘇爭霸不斷加劇的形勢下，開始調整其全球戰略，並相應逐步改變其對華政策。1971年7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首次訪華，中美雙方發表尼克鬆將訪華的《公告》，在全世界引起極大的震動，使日本又一次受到衝擊。
由於佐藤政府長期追隨美國，敵視中國，《公告》的突然發表“猶如晴天霹靂”，打得佐藤暈頭轉向。
據報道，佐藤是在《公告》發表前三分鍾才接到美國通報的。《公告》發表的當天，佐藤起初故作鎮靜地說：“尼克鬆幹得漂亮！”後來則慨歎道：“尼克鬆幹這樣的事，真是多災多難啊，沒有料到！不過，我並不慌張。”關於他預定發表的國會演說的中國問題部分，他始而堅持說“沒有必要修改”，後來又不得不加以修改。
日本外務省對美國搞“越頂外交”，沒有把基辛格到北京一事通報日本，“強烈地感到遺憾”，有人甚至抱怨說“華盛頓把日本拋棄了”。
日本在野黨借《公告》之東風，紛紛猛烈抨擊佐藤內閣頑固堅持敵視中國的政策，並以要求佐藤政府改變對華政策為目標，加強了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內人心渙散，反佐藤的力量趁勢活躍，也出現了聯合的趨向，佐藤的控製力空前削弱。日本財界也打破沉默，要求政府跟上世界形勢的發展，改善日中關係。
在這種形勢下，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大通過阿爾巴尼亞等23國聯合提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複，又一次給佐藤政府以沉重打擊，日本國內各界要求佐藤下台的呼聲進一步高漲。
1972年尼克鬆訪華，並發表上海聯合公報。美方聲明：美認識到“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確認最終要從台灣撤走其全部軍隊。
2月27日聯合公報發表後，佐藤政府為衝淡影響，極力貶低公報的意義，實際上，不得不承認其敵視中國的政策破產。日統治集團普遍擔心美中關係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將超過日本，日本成為“孤兒”。國際形勢的發展，使日本國內各界人民要求同中國恢複邦交的呼聲空前高漲，對自民黨政府形成了強大壓力，關係到政局的穩定。日中問題從而已成為當權派迫於解決的內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