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葉群從其黨羽的密報中獲悉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後，決定以武力謀害毛澤東，發動武裝政變。9月8日，林彪親自下達了“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的武裝政變手令，反革命“聯合艦隊”開始行動。由於毛澤東事先對林彪一夥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遂機警地改變了原來的日程，於11日提前離開上海，使林彪一夥的謀殺陰謀沒有得逞。12日，林彪準備帶領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乘專機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實現“武裝割據”。同時秘密調動專機前往山海關機場。
12日下午，毛澤東安全回到北京。晚上，周恩來根據有關方麵報告，追查專機去山海關一事。林彪、葉群、林立果見陰謀敗露，於13日淩晨倉皇乘飛機逃跑，叛黨叛國，投向蘇聯。飛機進入蒙古境內後，在溫都爾汗地區墜落，折戟沉沙，機毀人亡。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領導下，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其他成員被一網打盡。林彪反革命集團發動的武裝政變被徹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滅亡，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文化大革命”本來是以“反修防修”為目的而發動的，在運動中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彭德懷、賀龍等一大批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大批久經考驗的領導幹部，提拔、重用了林彪、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文革新貴”，並在黨章上明確確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然而，正是這個林彪，卻陰謀發動武裝政變，要用轟炸機、用火焰噴射器、用炸藥置黨的領袖於死地，以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人們在震驚之餘有理由指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係列基本原則，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製造的混亂局麵，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堅持原則的領導幹部，就根本不可能有林彪地位的上升，根本不可能確立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根本不可能有林彪反革命集團產生的條件和土壤，也根本不可能發生反革命武裝政變和陰謀謀殺黨的領袖這樣震撼中國和世界的嚴重事件。
“九一三”事件，不能不引起全黨、全國人民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曆史發展已經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妄圖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不是所謂“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的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正是林彪這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借革命以營私”，借“高舉”“緊跟”以篡權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和反革命兩麵派。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從中吸取了某些教訓，在周恩來的協助下，親自抓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遭迫害、靠邊站的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命運出現了新的轉機。
1972年1月初，毛澤東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毛澤東還說，現在我有事，請你們去向陳毅同誌傳達一下。
為了慎重起見，周恩來、葉劍英當時核對記錄後，又念給毛澤東聽了一遍。
毛澤東說，對。
這時，陳毅已因身患絕症在醫院住了1年。
1972年1月6日，陳毅已經處於彌留之際。下午4時20分，葉劍英趕到陳毅的病房，將記錄著毛澤東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話，原原本本地向陳毅作了傳達。臨終之際，陳毅終於放下了這個沉重的“政治負擔”。當天深夜11時55分，陳毅溘然長逝。
1月8日，毛澤東在見到中央政治局送來請他簽發的有關陳毅追悼會的文件時，獲悉了陳毅離世的消息。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規格，陳毅已不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追悼會的規模是按軍隊的元老一級安排，由中央軍委具體組織，參加人數為500人。沒有規定毛澤東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出席。追悼會地點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毛澤東神態凝重地看了文件，將悼詞中“有功有過”四個字劃掉後便簽發了。
毛澤東在同前來參加追悼會的西哈努克親王的談話中，通報了林彪於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飛機要跑到蘇聯，在溫都爾汗摔死的情況。並且說：“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
毛澤東還對在座的中央領導人談到了“二月逆流”的性質問題，再次指出“二月逆流”的性質是陳毅和老同誌對付林彪和王、關、戚的。對陳毅等老同誌的“二月抗爭”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毛澤東談話過程中，葉劍英把手中的悼詞交給了周恩來，使致悼詞者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換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在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在談話中又一次提到鄧小平。並且把鄧小平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這表明毛澤東對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隻要“定性”為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便可以過黨的組織生活，可以出來工作，可以擔任領導職務，可以進入中央委員會。這樣的例子已不在少數。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把毛澤東對鄧小平所作的“鄧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評價”傳出去，以便為盡快使鄧小平能夠早日出來工作創造條件。
脫離政壇
當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上又一次談到鄧小平的時候，鄧小平正在千裏以外的江西省南昌市郊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參加勞動。對於這段經曆，鄧小平以後曾多次提到。1985年4月15日，新華社報道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會見非洲一位國家副總統時的談話。鄧小平對這位外國客人說：“上一次你是1973年秋來中國的，我那年2月從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許多老幹部打倒了，關進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幾年。”
鄧小平的話，雖然很短，卻體現了他獨有的一貫風格，既坦率又質樸。然而，在這簡短話語的背後，卻是一段沉重的曆史。
在“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中，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分別被誣蔑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第三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予以打倒以後，受到長期的批判鬥爭。
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在經過長期的批判、鬥爭、囚禁之後，在河南開封含冤病逝。
1969年11月，陶鑄在經過長期的批判、鬥爭、囚禁之後，在安徽合肥含冤病逝。
劉少奇、陶鑄都曾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多次被捕入獄，又多次被中共組織營救出來。然而，他們這段為革命事業出生入死的光榮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徹底顛倒。他們分別被誣蔑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和“大叛徒”而慘遭迫害，死於非命。
鄧小平雖然也有過一段白區工作的經曆，但他從來沒有被捕過。所以林彪、江青一夥從曆史問題上難以打開徹底打倒鄧小平的“缺口”。僅僅憑工作中的問題，更難以徹底把鄧小平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