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麼是理想
“理想”一詞，最早來源於希臘語“idea”，意即人生的奮鬥目標。在中國古代，理想稱為“誌”，即誌向。在現代社會，所謂理想是指人們在實踐中形成的具有實現可能性的、對美好未來的向往和追求，是人們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在奮鬥目標上的集中體現。
理想是人的自覺能動性的表現，是人類特有的精神現象。正如馬克思指出：“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誌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所以說，人相對於動物有他高明的地方，就好比最蹩腳的建築師相對於最靈巧的蜜蜂，“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之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在一定的勞動過程之中，這個觀念地存在著的東西，就是人所特有的對於自身和外部世界未來發展狀況的一種構思和設計，就是人生理想這類意識活動的產物。
古往今來，許多中外思想家都在積極探索理想的本質和意義，從不同學科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從哲學的角度看，理想是“人生之最高準則”；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理想是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和美好社會的向往和追求”；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理想是人們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集中反映，是支配一定社會人們行動的強大精神力量”；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理想是指向未來，指向人的生活和活動的遠景”；從美學的角度看，“理想是至善至美的生活”；從倫理學的角度，“理想是最高尚的人格”；從人生學的角度看，“理想就是人生的奮鬥目標，是一個人如何度過自己一生的總體規劃”。
上述界定雖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理想的合理內涵，但真正從哲學的高度指出理想的客觀來源及其對人生重要意義的還是恩格斯。他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指出：“決不能避免這種情況：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甚至吃喝也是由於通過頭腦感覺到饑渴而開始，並且同樣由於通過頭腦感覺到飽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機、意誌，總之，成為‘理想的意圖’，並且以這種形態變成‘理想的力量’。”這裏，恩格斯至少表明了：第一，理想產生於“外部世界”；第二，人所從事的一切活動，“都要通過人的頭腦”，通過“反映在頭腦中”的“理想的意圖”來實現。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理想是一定社會關係的產物，它來源於現實又超越現實，能夠成為一種推動人們去創造美好生活的巨大力量。
理想不同於幻想和空想。幻想是與生活願望相結合並指向未來的一種想象，由於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曆史局限，它與現實有很大距離，但在將來有實現的可能。比如，古人曾經幻想“嫦娥奔月”，但當時沒有實現的條件。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航天飛機把人送上了月球，幻想變成了現實。空想也是人對未來的一種想象，也反映了人的一定的目標和追求，但是它缺乏客觀根據，還不能把握事物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空想本身沒有實現的可能，隻有走上科學化的道路改造成為理想，才能使原有的願望得到實現。可見，理想、幻想和空想雖然在形式上都表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在內容上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規定。
人們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相應的理想。在一般情況下，如果不特別指出，我們講的理想就是指社會理想，也就是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大學生應當樹立遠大而崇高的理想，就是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
二、理想對於人生的重要意義
理想對於人的生存和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理想能夠為人生提供方向和動力。在人的一生之中，如果理想選擇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方向，就會導致人生的失敗；如果在理想問題上渾渾噩噩，就得不到人生的動力，很難成為成功的人生。隻有樹立了堅定的理想信念的人，才能達到人生的成功的彼岸。
在理論上講，理想對於人生的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理想是人的一種“自為”的需要。“全部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為了維護這種存在，人“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可見，人作為一種生命存在，和地球上其他生命存在一樣，都必須依賴外部環境，同外部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這種依賴、交換對於任何生命存在來說，都是一種客觀的規定，都表現為一種客觀的需要。正如馬克思所說：“作為確定的人，現實的人，你就有規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務，至於你是否認識到這一點，那都是無所謂的，這個任務是由於你的需要及其與現存世界的聯係所產生的。”
但是，人作為一種特殊的生命存在，區別與其他生命存在的地方就在於人有意識，能夠意識到自己的這種客觀規定、客觀需要。所以，從事社會活動的人，已經不再像動物那樣，完全憑本能直接滿足需要，而是首先將自己的需要顯露、展示在意識中，成為意識的對象，成為一種“自為”的需要；然後，在觀念中對這種需要進行滿足狀態時的設計、構思，形成關於未來的“理想的意圖”；最後，這個“理想的意圖”轉變為“理想的力量”，推動人們通過實踐活動來滿足需要。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人的需要是一種“自為”的需要，在觀念上表現為一種“理想的意圖”。任何人類活動要滿足需要，都要首先通過理想這個中介環節。所以說，理想對於人類活動是必不可少的，它本身就是人的一種“自為”的需要。
其次，理想是人的精神追求的最終歸宿。在現實社會中生活的人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說他有限，是因為他的生命活動總是局限在特定的時空範圍之內，他的社會交往總是針對於特定的社會關係網絡之結；說他無限，是因為他的需要在有限的時空範圍和社會關係之內並不能得到完全滿足，他總是有一種超越有限、奔向無限的自然趨向，即對無限的追求。這種追求得不到實現，人就會在廣袤的世界中失去依托，就認識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擺脫不了憂鬱和恐懼的纏繞。在有限中追求無限，實際上是人對絕對的渴望、對終極的關懷，是人的一種本性、一種形而上的追求。
理想產生於現實，但又超越現實，由現實指向無限廣闊的未來。從這個意識上講，理想能夠使人的形而上的追求得到實現，為人的這種追求的最終滿足找到歸宿。這個歸宿雖然隻是觀念形態的，隻具有形而上的意義，但卻能給人的精神以極大的鼓舞，給人的行動以極大的動力。正是理想的這種形而上的意義，使人徹底超越了動物的本能式的生活，超越了個人的孤立無助和人生的空虛恐懼，使人生有限與無限的矛盾在更高的境界得到了解決，從而為人的形而上追求的實現提供了最後的歸宿。
再次，理想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觀念展示。人的本質力量是人作為主體對客體對象存在著的一種能動性的關係。正如馬克思指出，“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我的本質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自為地存在著”。而人作為有自然力、生命力的對象性存在物，客觀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工業的曆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由此可見，人的本質力量最初隻是以潛在的形式存在於主體中，表現為主體把握客體對象的素質和能力；接著，在主體的對象性實踐活動中，這種素質和能力成為一種對象化的力量，通過改造客體對象的存在形式，確證自己的存在，使自己以客體的形式展現出來。這就是人的本質力量由潛在到實在的展示過程。
不同的主體在把握客體對象時具有不同的素質和能力，最終以不同的本質力量使客體對象以不同形式得以實現。人在實現自己本質力量的過程中，必然要將這些不同反映在自己的頭腦中，經曆一個特定的觀念展示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主體首先要在頭腦中將自己的本質力量和對象性的客觀存在聯係起來，明確本質力量最終實現的預期結果；然後，在這個預期結果的支配下，從事對象性的實踐活動，實現自己的本質力量。這裏，人的本質力量最終實現的預期結果，正是人在觀念中對自身未來發展狀況的一種構思和設想，正是理想的實質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理想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觀念展示。
三、理想的內容和層次
理想根源於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多方麵的，因此，人生理想也有著多方麵的內容和層次。一般說來，從內容上劃分，理想有社會理想、道德理想、職業理想和生活理想四個層次。其中，社會理想是人生理想係列中的最高層次，規定並製約著其他層次的理想的內容。
（一）社會理想
人是社會的人，人的生存和發展一刻也離不開社會。個人成長的條件、發展的機會、肩負的責任等都是同社會的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任何人實現自己的抱負和追求，都不隻是純粹的個人行為，而是要以社會為載體。所以，各個時代的人都會提出自己的社會理想，而社會的發展進步也正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斷提出社會理想並為之奮鬥的結果。
因此，社會理想的內容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關係的變化不斷變化的。在西方，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從他的“至善”理念出發，認為國家一切災難的主要禍根是私有製和私有觀念，要改變這種狀況，就應當在統治者內部建立財產公有的“理想國”。在中世紀的宗教改革中，托馬斯·閔采爾以《福音書》為根據，要求建立“沒有階級差別，沒有財產私有，沒有高高在上和社會成員作對的國家政權”，即地上的“千年王國”。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號稱“空想社會主義奠基者”的托馬斯·莫爾，目睹16世紀英國人民在封建壓榨下的困苦生活和資本原始積累的罪惡，憤然寫就《烏托邦》一書，虛構了一個廢除私有製、實行財產公有的理想社會。17世紀，意大利人康帕內拉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虛構了一個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共同消費、民主選舉、人人平等的“太陽城”。18世紀，法國人馬布利用理性的眼光批判現實社會，並以立法的形式對未來社會作出具體規定。在他的“完美共和國”中，“第一條法律就是禁止財產私有”，一切勞動產品“都是國家的珍寶和每個公民的財產”。19世紀初，針對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經濟危機和人民生活日趨貧困的現實，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通過對現實社會的無情批判，幻想建立一個人人勞動、人人平等、按效定能、依能取酬、普及教育的理想社會。19世紀三四十年代，伴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完全暴露，馬克思、恩格斯依據唯物史觀，“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確立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藍圖，使勞動群眾長期追求的社會理想第一次建立在了真正科學的根基之上。
在中國，幾千年來人們也在為實現理想社會孜孜以求。“大同”一直被認為是中國人追求的理想社會的總特征。在《禮記》中，孔子描述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既是孔子麵對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局麵，對堯舜禹三代的稱頌，更是廣大勞動人民對無階級、無剝削、財產公有、平等互助、絕對平均的理想社會的企盼。以後曆次的農民起義，都把大同思想作為一麵旗幟，反抗剝削，反對壓迫，爭取光明和進步。東漢末年張角、張魯宣揚的“萬年太平”理想，唐末王仙芝打出的“天補平均大將軍”旗號，北宋王小波製定的“均貧富”目標，南宋鍾相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要求，明末李自成推行的“均田免糧”，清末太平天國製訂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綱領，無不滲透著對大同社會的向往與追求。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由於它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某些方麵在很大程度上適應或暗合了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於是很快為國人所接受。中國共產黨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確定為最高理想，經過長期的革命和建設，至現階段形成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共同理想。這個共同理想，是沿著馬克思指引的共產主義方向，指導當代中國人民曆史前行的社會理想。所以，當代大學生要樹立的社會理想，就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二）道德理想
把自己鍛煉培養成什麼樣的人？這就涉及道德理想的問題了。正如有學者指出，人生兩件事：學做人，學做事。兩者密不可分，但從一定意義上講，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從道德的意義上說，做人大致有這樣幾個層次：最起碼的要求是做個清白人，不損人，不做壞事，不當壞人；其次是做個合格公民，正確地行使權利，自覺地履行義務；再次是做個有益於社會的人，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對國家有所貢獻；最高的要求是做個先鋒戰士，能夠站在時代的前列，開拓進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做人的這幾個不同層次，其實就是道德理想的不同要求。
道德理想是個曆史的範疇，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比如在中國，孔子的道德理想是“君子”，即重視“禮”，強調“仁”，儀容莊重，慎言敏行，好學崇德，而君子中的佼佼者則為“聖人”。孟子把“大丈夫”作為理想人格，他認為這種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引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後代又不斷有人把孔、孟尊為“聖人”、“萬世師表”奉為最崇高的道德理想的化身。在西方，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抨擊封建製度，認為君主壓製民主、神性壓製人性是最不道德的，提出了新的體現人性和理性的道德理想，把一切能夠獲得個人自由、享樂和幸福的行為都看做是道德的，其道德理想就是“完善和幸福的個人”。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培育了大批品德高尚的模範人物，凝聚成了嶄新的道德理想。正如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號召大家學習白求恩“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他說：“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大學生應該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和中國革命的優良道德傳統，把自己塑造成有德之人。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艱苦創業、大膽革新、樂於奉獻等，正是今天我們倡導的理想人格。大學生要做高尚的人，最重要的是言行一致，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樹立了崇高的道德理想，並付諸實踐，那麼整個社會的道德麵貌就大不相同了。這是樹立和實踐道德理想的關鍵點。
（三）職業理想
職業是指人們從事的相對穩定的、有收入的、專門類別的工作，其中“職”是責任，“業”是業務。職業生活是社會生活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是人生旅程中最長、最豐富的一段。可以說，人生的理想追求、成敗得失大部分都體現在職業生活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