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李治立雍王賢為皇太子，便立即敕令太子賢在長安京師監國，隻有遇到重大事情才來東都洛陽請旨。在宮中輔佐太子賢的大臣也作了番調整，委劉仁軌為左仆射，戴至德為右仆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以郝處俊為中書令，張文瓘為侍中，李敬玄為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
左右仆射劉仁軌、戴至德性格殊異，他們經常接到各種投訴牒子，劉仁軌是個好好先生，常以美言許之；戴至德則非常認真，每每據理詰難，被懲罰之人少不了有冤情，密為辨奏。於是美譽皆歸劉仁軌，有人問戴至德為何，戴回答道：
“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
李治聽人如此說，便更加重用右仆射戴至德。有一個老婆婆有冤屈，本來要上牒給劉仆射，卻誤送到戴仆射手中。戴至德還沒看完，老婆婆發現不對，便說：
“對不起，本牒要呈解事仆射，原來你不是解事仆射，請把牒子還我。”
戴仆射笑了笑，把牒子還給了老婆婆。時人稱戴至德為忠厚長者。張文瓘當時兼任大理卿，聽說要他去做侍中，急得嚎啕大哭。因為他辦事嚴正，諸司奏議，多有糾正，所以天皇李治信任他，委他以侍中的高官。但張文瓘深知，侍中是最接近天皇、天後的內廷之官，夾在這兩個人中間是不好辦事的，所以雖升官而大有懼色。
這時，另一個“天後時期”的重要人物狄仁傑，也要響當當地登場了。那是儀鳳元年（高宗二十七年）四月，天皇、天後從東都洛陽啟駕西還，回到京城大明宮沒住多久，便車駕至九成宮避暑。這是太宗經常去避暑的地方。
九月，大理寺奏稱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範懷義，誤砍了昭陵一棵古柏樹，罪當除名，天皇卻下敕將二人斬首棄市。當時官並不大的大理丞（大理卿下屬官）狄仁傑，就是那個太宗朝的狀元郎，竟跑到九成宮向天皇進諫道：
“權善才、範懷義二人罪不當死！”
天皇李治平靜地說：
“權、範二人竟敢砍昭陵古柏，朕不殺則為不孝。”
狄仁傑固執己見，據理力爭，李治大怒，令狄仁傑滾出去。狄仁傑不僅不滾，他跪下去痛諫道：
“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若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許也！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張釋之於九泉！”
李治被狄仁傑一番耿直忠諫所打動，遂改詔為二人除名，流放嶺南。數日後，擢狄仁傑為侍禦史。
由此可見，如貞觀朝魏征、馬周之流的忠諫之士並未完全溟滅。就是重病纏身的天皇李治，也還稍具太宗納諫如流的遺風，他畢竟是李世民的兒子。
李世民的孫子太子賢又是何許樣的人呢？
太子賢當時也是二十三歲，跟被武後毒殺的太子弘同年。太子賢年輕英俊，相貌堂堂，對事情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他精力旺盛，從小就沒做過一天唯唯諾諾規規矩矩的孩子。他為人爽快活潑，既像祖父太宗喜愛鷹隼駿馬，又愛好琴棋書畫。自幼聰明過人，六七歲能讀詩書經論，且一覽不忘。每讀到《論語》“賢賢易色”，反複誦之。
父皇問他為什麼，他說：
“本性喜愛而已！”
李治曾對李世勣稱讚這個兒子說：
“賢兒真乃聰敏也。”
及至太子賢監國，他又招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事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範曄的《後漢書》，這是非學問淵博且精力過剩的人不可能做到的。這部書將把他的名字永垂後世，比他母後編輯的那數部書不可同日而語。他比起太子弘來更實際，個性更鮮明可愛。如若不是母後武則天的殘害，他完全可能成為第二個李世民，創造新的一輪“貞觀之治”，比他的父皇李治強多了。
但是太子賢從懂事時起，就有個困擾他的惶惑。究竟誰是他的親生母親，一直耿耿於懷。他與太子弘同年，當然不可能是母後武則天的親生皇子。他知道，韓國夫人，十之八九是他的生身之母，宮中早有此一說。而韓國夫人是被她的妹妹謀殺的，每想到此，太子賢便有一種傷心斷腸的痛苦和疑慮。
自從李賢被立為皇太子，天後武則天也是日夜不安。這個同父異母（且是她姐姐）的皇太子，遲早都會知道他自己出生的秘密。武則天並不躲避，過去的一切，她認為自己做得不錯，絲毫也沒後悔之感。
現在這個比太子弘更危險的“養子”當了太子，也隻能嚴密觀察，寧靜以待了。天皇壽限看來指日可待，她在等待太子賢的表現和過錯，一有機會就將他廢黜，然後改立新太子。這是肯定的，因為她有自己的偉大計劃，在丈夫駕崩後，她將以皇子統治為名，行皇太後執政之實。放棄權力，要她退隱閑居，那會要了她的命。她需要立一個聽話的幼子，甘言誘騙嬌養溺愛，可以支配，可以主宰，就像對丈夫一樣。
而太子賢如此聰明，他是不容易被支配被主宰的。鑒於太子弘的暴死，他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自己，小心翼翼離母後遠些，再遠些，尤其要與武後的宴席離得越遠越好，免得再像兄長一樣“吃錯了東西”。他長居京城長安，很少伴駕在父母身邊。
冬十月，天皇、天後車駕還京師，居大明宮。太子賢朝夕進宮向父母請安，但決不在大明宮留飯，留宿。他兀自住在自己的東宮，與群臣處理朝廷政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