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ARS突然襲來的非常時期，上海處於層層設防之中：
一進電梯，就聞到一股漂白粉的氣味。每天，電梯要消毒三次；
電梯的數字撳鍵上，覆蓋了一層透明薄膜，每天更換一張；
每家的信箱裏，塞進了一份市政府印發的防治“非典”須知；
外出“打的”，必須上馬路，因為的士已經不許進小區，以防傳染“非典”。不許的士進小區的原因，據說是因為得了“非典”之後，病人總是“打的”去醫院，所以出租車很“髒”。所有進出小區的訪客也必須登記；
“打的”的時候，車窗玻璃上貼著“本車已消毒”的小紙條，車座前貼著防治“非典”熱線電話號碼。上車後，司機對乘客的上車地點以及下車地點進行登記，以便一旦發現“非典”病人乘車，可以馬上追查；
所有的公共汽車、電車，隻有貼了當天的“本車已消毒”紙條，才能出車；
上海車多路窄，為了防止車輛過多，上海私家車每個牌照要花費近兩萬元人民幣。有的人為了免交這筆費用，掛上了外地的車牌照。眼下這些私家車倒黴，成了重點檢查對象。尤其是那些掛北京、廣州牌照的私家車，屢屢被攔下檢查，以為這些車來自疫區；
我去寄信，郵筒上也貼著“已經消毒”的小紙條。來自疫區如北京、廣州的信，寄到上海，要經過紫外線消毒，才送到收信人手中，比往日要晚一天；
往日熙熙攘攘的百貨商店冷冷清清。餐館也門可羅雀。去年五一長假，上海各旅行社忙得四腳朝天，而今年五一長假，旅行社也放假；
街上成了五顏六色的口罩的流動展示會；
本來我家訪客頻頻，近來一個月，沒有朋友上門，應酬也都取消了；
記得4月8日，我應上海圖書館之邀，舉行講座，座無虛席，而僅僅一個月，與讀者的見麵會便改在網上舉行。5月14日，我應邀來到上海“東方網”聊天室，這是非常時期“最衛生”的交流方式；
不過，我一進“東方網”所在文新大樓（即《文彙報》、《新民晚報》集團大樓），一把“手槍”就對準了我。那是手槍式的紅外線遙控測溫儀，我看了一下液晶顯示屏，33.5攝氏度（這是體表溫度，加上3度就成了36.5攝氏度體溫），正常，放行！每一個進出大樓的人，都要經過這“手槍”的瞄準；
不論是電視、廣播、報紙、雜誌，“非典”、SARS成了高頻詞，連篇累牘，而一個多月前的高頻詞是伊拉克與薩達姆；
本來我最近要去趟北京，考慮再三還是取消了。我倒不是怕北京的SARS，因為在美國“9·11”事件爆發的時刻我都會從上海飛往紐約采訪，還怕小小的SARS？怕就怕在從北京回上海的時候，會被視為“從疫區回來”而遭到隔離，一隔離就是十幾天，我受不了！
所有進入上海的旅客，不論是乘飛機還是坐火車、汽車或者輪船，一到達上海，麵對的就是紅外線體溫計以及旅客登記表；
上海政府對於隨地吐痰的罰款，已經從50元人民幣提高到200元人民幣；
在隨手往電腦中敲進我在上海的種種見聞的時候，我不由得記起毛澤東的一句名言，叫做“組織群眾，宣傳群眾”。在應對突發的SARS事件中，中共充分顯示了“組織群眾，宣傳群眾”的能力，對於“非典”的防範可以說滲透到了每一個角落之中。
上海畢竟是訓練有素的大城市，至今上海的SARS病人迄今隻有七例而已，而且全部是輸入性的。對於一座1600萬人口的大城市來說，概率是很小很小的，用上海百姓的話來說，“在上海得SARS簡直跟中百萬元彩票大獎一樣的難得！”盡管如此，上海還是如臨大敵，因為稍稍大意，廣州、深圳、香港、北京就是先例！
“非典”終究是暫時的。抗擊“非典”最重要的收獲，是在於使普通百姓都養成了講究衛生的好習慣。現在，上海百姓一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用藥皂細細洗手，然後是開窗通風。隨地吐痰的惡習，已經明顯收斂。
對於我來說，無人打擾，這非常時期成為埋頭寫作與讀書的最佳時刻。我慶幸在SARS到來前夕，我訪問了台灣。這樣，我從容地在這非常時期完成了《葉永烈目擊台灣》一書。三個月後，這本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