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本質就是實事求是。
對於“非典”疫情，是隱瞞還是講真話，就是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
在“非典”襲來之際，中國某些官員，特別是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卻講假話，粉飾太平，隱瞞疫情，使“非典”在中國的傳播之勢沒有得到及時的遏製。
在中國“非典”之戰的關鍵時刻，一個沒有穿隔離服，並不是傳染病醫生的醫生挺身而出，冒著極大的風險，勇敢地揭露了衛生部部長張文康欺上瞞下的惡劣作風。
他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退休老軍醫蔣彥永教授。他是“非典”之戰中實事求是精神的典範。他以極大的勇氣，在美國《時代》雜誌公布了北京部隊醫院的“非典”病人真實數字，揭露衛生部隱瞞“非典”疫情的情況，引起世界震驚，從而導致中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委副書記孟學農的下台，揭開中國全麵抗擊“非典”的大幕。
我們應該宣傳蔣彥永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1931年，蔣彥永出生於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當年中國第一家以民族資本為主的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成了銀行家。孩提時代的蔣彥永是個調皮的孩子，讀書並不好。後來，目睹姨媽死於肺結核的折磨，受到了震動，立誌發憤讀書，成為能夠挽救病人生命的醫生。
1949年，蔣彥永入燕京大學醫預係，1952年該係並入協和，遂成為協和醫科大學學生。他在學校很崇拜加拿大的白求恩醫生，專攻外科。八年醫學院畢業後，進入301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蔣彥永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除了“資產階級家庭”的陰影，蔣彥永還有“複雜的海外關係”。他的堂兄蔣彥士是國民黨高層官員，在台灣擔任蔣介石、蔣經國兩屆“總統”的“總統府”秘書長。蔣彥永被關了兩年半，還被下放到青海軍馬場勞動兩年半。
1972年，隨著林彪集團的覆滅，蔣彥永得到平反。他回到北京，重新拿起手術刀，繼續為病人解除痛苦。在此後的歲月裏，他擔任解放軍301醫院的“普通外科”主任，致力於攻克腹腔巨型腫瘤。巨型腫瘤手術難度很大，手術成功率不高，國外的切除成功率為70%左右。然而，蔣彥永領導下的301醫院切除成功率達到了85%。
在2003年春天，作為退休專家的蔣彥永，像很多中國人一樣，在SARS襲來的日子裏，注意力被美國攻打伊拉克的電視直播深深吸引。
2003年3月30日，蔣彥永的大學同學朱克大夫被懷疑患有SARS。朱克是301醫院神經內外科研究所所長，因咳血經檢查患了肺癌，轉到外科準備手術時，突然發高燒，肺部出現多片陰影。幾位專家會診之後，疑為SARS，被單獨隔離在301醫院的ICU（重症監護室）。
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SARS防治中心設在309醫院。蔣彥永一直不相信老同學得了“非典”，打電話到309詢問，他意外得知，包括確認和疑似，309已有40個“非典”病人，其中6人死亡！一天之後，那裏的“非典”病人增加到60個，7人死亡。
蔣彥永還得知，在302醫院，也有了40個“非典”病人。
4月3日下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記者招待會，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宣布“截止到3月31日”，“非典”病人“北京市12例，死亡3例”，並多次強調中國局部地區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製”。張文康說：“在中國工作、生活、旅遊都是安全的。”他看到在新聞發布會現場有一名外國攝影記者戴著口罩，說：“在中國，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坐在電視機前的蔣彥永觀看了張文康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表演”，非常震驚：“我看了以後簡直是不敢相信。張文康曾經是第二軍醫大學的一個醫生，但他連做醫生最基本的標準都不要了。”
蔣彥永斥責張文康“說假話”！
第二天，4月4日，蔣彥永遇到了解放軍後勤部、衛生部兩位前領導，談起前一天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公布的數字，大家一致認為有問題。同一天，301醫院也宣布有46個“非典”病人。
蔣彥永再次核實了301、302以及309醫院確診與疑似的“非典”病人數分別是：46、40、60.
4月4日晚，蔣彥永坐在電腦前，寫了一封八百字左右的信，署名“蔣醫生”。在此之前，由於經常觀看CCTV-4和香港鳳凰衛視對伊拉克戰爭的報道，他記下了電子信箱，將信用“E-mail”發了出去。
他在信中說，“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醫生和護士看了昨天的新聞都非常生氣”。他對衛生部官員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激烈批評，希望新聞媒體“也能努力為人類的生命和健康負責，用新聞工作者的正直呼聲，參加到這一和SARS鬥爭的行列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