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生活》創刊之前，他就一直在捉摸要在創刊號上發表一篇“轟動性”文章，以求打響這家新辦的雜誌。看來，他的預期目的是達到了。
翌日，我見到上海《解放日報》以大半版篇幅全文轉載了我的《訪我國宇航訓練員》一文，還配發了兩張劇照。《上海科技報》也全文轉載了我的文章，發表兩幀劇照。
最為醒目的是上海《文彙報》，在第一版發表了五幅《載人航天》劇照，加上《中國宇航訓練員生活片斷》的標題。《文彙報》在這組照片之側的顯要位置，發表了報道，那標題具有新聞震撼力——《我國宇航員振翅欲飛》！
雖然就報道本身而言，不過是介紹《科學生活》創刊號的內容，但是這標題具有很大的“煽動性”——因為《解放日報》和《上海科技報》的標題都是稱“我國宇航訓練員”，而《文彙報》標題不僅是稱“我國宇航員”，而且還“振翅欲飛”呢！
據說，這標題《我國宇航員振翅欲飛》，是《文彙報》夜班編輯在編稿時為了“更加醒目”而加上去的。
不管怎麼說，上海三報以如此強力的聲勢報道《載人航天》一片，給讀者的印象確實就是“我國宇航員振翅欲飛”！
上海三報的報道，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許多外國通訊社發出急電：據上海“肖勇”先生透露，中國宇航員“振翅欲飛”！
據告，美聯社作了報道，《美國之音》也播出這一消息。
新華社上海分社記者趙蘭英打電話給電影製片廠的領導，說是看了這些消息很高興，準備轉發“肖勇”先生的文章《訪我國宇航訓練員》。趙蘭英知道“肖勇”就是葉永烈，便打電話給我。她說，你們廠領導怎麼會把“新華社準備轉發”說成是“新華社追查這一問題”？！她說，我們完全是好意，是要轉載，不知你廠領導怎麼搞的，怎麼會說成“追查”？我們新華社哪有權“追查”？她還特地找廠領導說明了情況。
另外，《北京周報》、《中國建設》給廠領導來電話，要求轉載“肖勇”文章。一時間，許多記者打電話到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內中還有美聯社記者，要找“肖勇”先生采訪。當時，中國尚處於改革開放之初，廠裏一聽說美聯社記者要求采訪，就顯得很緊張，連忙擋駕，讓電話總機接線員告訴美聯社記者說：“肖勇先生出差去了！”
《參考消息》、《大參考》轉載了外電報道：中國宇航員“振翅欲飛”！美聯社的報道還上了內參，傳到中央軍委。據說，鄧小平知道了，說道：“牛皮吹出去就讓他吹出去吧，嚇唬嚇唬他們也好嘛！”
不過，媒體的這一番炒作，卻再度引發中國高層對於中國宇航員要不要“振翅欲飛”的爭論，亦即對於中國整個載人航天計劃的爭論。
記得，錢學森在第一次跟我談話時，就曾經透露，中央對於載人航天有著很大的爭論：有人說，宇宙火箭是燒著人民幣上去的；還有人說，地球上的事情還管不過來，月球上的事情暫時放一放……
這也難怪，畢竟中國當時還很窮，總是要把有限的資金先用在國計民生最迫切的地方。
正因為這樣，前蘇聯在1957年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到1961年加加林飛上太空，隻用了4年時間；美國於前蘇聯在1958年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到1962年格林飛上太空，也隻用了4年時間。中國是在1970年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按照前蘇聯、美國的速度推算，應當在1971年左右把中國的宇航員送上太空。
實際上，中國在1971年就著手從一千多名殲擊機的駕駛員中選拔了19名，準備作為宇航員進行訓練。當時還設計了“曙光一號”飛船。然而，1971年9月13日爆發了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9·13”事件，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作為林彪死黨受到審查，空軍成為“批林”運動的重點，而那19名“準宇航員”都來自空軍，政治運動迫使“曙光一號”計劃擱淺。
1975年中國成功發射了第一顆返回式人造衛星，表明中國掌握了回收技術，已經具備條件把宇航員送上太空。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978年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載人航天重新被提到日程上來。中國又開始訓練宇航員。正因為這樣，在1979年4月，我們能夠在中國航天基地拍攝了訓練宇航員的諸多場麵。
然而，我的那篇拍攝散記，經過媒體這番炒作，驚動了中國高層。當時的中國領導人不是不想搞載人航天，而是考慮到粉碎“四人幫”之後，百廢待興，隻能把有限的資金用於國計民生最緊迫的項目，那“太空”上的事不得不擱一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