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設大樓裏出來，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圖書館。
隨著周佛海身敗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介紹信，這才在一堆封存的書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是“俱往矣”，這本1942年1月由上海平報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還曾由另幾家出版社印過不同版本），記述著周佛海如的煙往事。此人擅長文筆，曾不斷把往事凝固在鉛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腳印。
沈之瑜迅速翻過周佛海那篇記述童年的《苦學記》，目光滯留在他回憶加入中共經過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文中，有這麼一段，詳細寫及他1921年7月從日本來滬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經過，並提及了開會的地點；
接著上海同誌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黨務發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劃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立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即陳獨秀）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即陳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作為湖北代表出席會議，說法不一），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即王盡美和鄧恩銘）。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卻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麵，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隻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令（現通譯為馬林）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夥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令和吳庭斯基（應為尼柯爾斯基）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這一段記述中，提出兩個地點：
代表的住宿地是“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開會的所在是“貝勒路李漢俊家”。
這麼一來，尋覓的範圍一下子從偌大的法租界，縮小到貝勒路及其附近。
不過，這縮小了的範圍仍不小。貝勒路北起延安東路，南至徐家彙路，馬路兩側有兩千多座房子，何況李漢俊於1927年12月17日在漢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貝勒路處於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貝勒的名字給這條馬路命名。那時，是一條荒僻的路，路邊稀稀拉拉立著幾十幢低矮的平房，馬路南段兩側是一大片農田。1943年1月9日，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與日本駐任偽政權“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簽署了《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從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銷了租界，貝勒路也隨之改名，以湖北省黃陂縣縣名命名，改稱“黃破南路”——援用上海路名慣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馬路，以縣、市名命名東西走向的馬路。因省名有限，用於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馬路；貝勒路雖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縣名命名（有關貝勒路的沿革史料，係上海市地名辦公室劉方鼎及上海盧灣區地名辦公室陳法清向筆者提供）。
沈之瑜在花了一個夜晚的時間讀畢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後，便急於想見到周佛海之妻，以便著手尋覓中共“一大”會址。
隔了一天，當沈之瑜剛在軍管會辦公室坐定，大門口警衛室便打來電話，說是一位姓楊的女人求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