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她來了！”沈之瑜一邊朝大門口急步走去，一邊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紹說：“我是楊淑慧。市公安局楊局長要我來找您。”她說話不緊不慢，每一個字都講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隊裏說慣了“同誌”的沈之瑜，這時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稱呼，“周太太！”
“沈同誌。”在辦公室坐定之後，楊淑慧徐徐說道，“李漢俊先生的家，我去過幾次，印象不很深了。不過，當年的陳獨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我在那裏住過，記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個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應道，“陳獨秀的家在哪裏？”
“我記得，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楊淑慧一口氣說了出來。
“環龍路，也就是現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對上海的馬路十分熟悉。
那時，除了首長之外，一般人都沒有小轎車，沒有吉普車，沈之瑜、楊重光和楊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著。
頭一回出師告捷。因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當年的模樣，南昌路四十七號原是一所法國學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楊淑慧一眼就認出來——老漁陽裏正是在它對麵，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弄堂裏，一排排石庫門的房子，猶如從同一個模子裏澆出來的。這樣的房子，都是一樓一底，一個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牆，牆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門。一幢房子，有七八十個平方米，給一家入住正好。獨門出入，與鄰無幹。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這樣的石庫門房子。
楊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號。她對沈之瑜和楊重光說：
“1921年，在召開中共‘一大’的時候，陳獨秀不在上海，而在廣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帶著倆孩子住在這座樓的樓上。開會期間，李達和夫人王會悟也住在這裏（據王會悟回憶，她與李達在1920年下半年於此舉行婚禮後，一直住到‘一大’召開）。我和周佛海結婚以後，也曾經住過這裏的亭子間，所以印象很深。”
楊淑慧麵對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無限往事。此時，她仿佛回到了當年的情境，帶著沈之瑜、楊重光繞著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說員一般說道：
“這房子兩上兩下。從大門一進來是客堂間——陳獨秀的會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間裏掛著一塊小黑板，上麵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鍾為限’。客堂間裏還有一隻皮麵靠背搖椅，陳獨秀常常坐在這隻搖椅上。”
楊淑慧領著沈之瑜、楊重光步入屋內，指著客堂後、廚房前那狹長的過道小天井，說道：
“這裏原先有一個水泥的水鬥，上麵有個自來水龍頭，平常是用來洗拖把的。有時，我們用木塞塞住水鬥的出水口，放滿了水，用來浸西瓜。……”
楊淑慧滔滔不絕地說起當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這裏確實是《新青年》編輯部所在地，陳獨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後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這一革命遺址，沈之瑜和楊重光頗為興奮。
看見楊淑慧已經有點疲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過幾天再找‘一大’會址。”
於是，沈之瑜跟楊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負責尋找貝勒路上李漢俊家，楊重光則去尋找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來了個兵分兩路，雙管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