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怎麼說，美國韋慕庭教授的發現和研究，對中共黨史研究作出了貢獻。
不過，在1960年，哥倫比亞大學印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在美國除了幾位研究中國史的專家有點興趣，並沒有多少人注意這本書。
當時，中美處於嚴重對立狀態，兩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韋慕庭的論文，被浩渺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並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獻在美國被找到的消息。
中國的中共黨史專家們，也在尋覓著中共“一大”文獻……
1950年，中國的中共黨史專家發現了一篇蘇聯人葛薩廖夫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此文的寫作時間，比陳公博的碩士論文晚不了多少時候。葛薩廖夫當時在中國，跟第三國際來華代表有過接觸。這篇文章，有一定的曆史價值。
這麼一篇曆史文獻，竟是從一部藍色封皮、線裝的書中發現的。那部書的書名頗為驚人：《蘇聯陰謀文證集彙編》！
這是一部文言文寫的書。沒有標明什麼出版社出版。
經過查證，此書“來曆不凡”：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係軍閥張作霖不顧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突然包圍、襲擊了蘇聯駐華大使館以及附近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抓走了在蘇聯大使館西院的中共領袖李大釗。他們還搜查了蘇聯大使館，非法搜去許多文件，內中便有葛薩廖夫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文。
張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譯成中文（文言文），編成一本書——《蘇聯陰謀文證集彙編》。
這本印數很少的線裝奇書，在解放後被找到一套。於是，那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見天日。
葛薩廖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詳細記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提到了中共“一大”討論第一個綱領的情況，談及關於綱領的激烈的爭論——可惜，沒有收入第一個綱領的原文。
不過，發現葛薩廖夫的文章，畢竟使人們對中共“一大”的綱領，有了一些側麵的了解。
重大的進展，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前往莫斯科，與蘇共交涉，要求把共產國際有關中共的檔案交還中共。
蘇共經過仔細研究，答應交還一部分。
於是，從莫斯科運回了幾箱檔案。
中共黨史專家細細檢視這批檔案，居然從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譯稿！
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開之際，第三國際派代表出席會議，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譯稿帶回了蘇聯，保存在共產國際的檔案庫裏。
查遍幾箱檔案，沒有發現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
於是，俄譯稿被還原譯成中文。
在當時，中共“一大”的文件屬黨內重要機密。還原譯成的中文稿經過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再三斟酌，刊載於內部機密刊物《黨史資料彙報》第6號、第10號上。
為了鑒定從蘇聯運回的這些文件是否可靠，還原譯成的中文是否準確，中央檔案館籌備處辦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陳銘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裏，請這位曆史親曆者作鑒定。
整整一個月之後——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寫下了親筆複函：[注釋4]
我看了你們送來的《黨史資料彙報》第6號、第10號所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三個文件雖然是由俄文翻譯出來的，但未發現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沒有載明時間，其他兩個文件上載明的時間是1921年，也就是“一大”開會的那一年，可說是關於我黨“一大”文字記載最早的一份材料。……
董必武認可了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
因此，在美國教授韋慕庭發現陳公博的論文之前，中共已經發現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國教授聲稱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獻的第一個發現者——這也難怪，因為中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過發現“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
嚴格地說，美國韋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獻英文稿的第一個發現者和鑒定者。
不過，韋慕庭教授的發現，過了十二年之久，才傳到大洋此岸來……
那是1972年，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李俊臣，結束了“五七”幹校的勞動，回到了城裏。
自從“文革”開始以來，他已好多年沒有機會查看外國文獻了。回到北京之後，他才有機會到北京圖書館翻閱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