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初，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不遠處一幢外國公寓裏，來了五位新客人。客人們一律持“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護照。三男兩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國人，卻能操一口流暢的俄語。
據雲，五位客人是俄文報紙《生活報》的記者。他們都帶有《生活報》記者證。此次中國之行，為的是籌建一家通訊社，名曰“華俄通訊社”。這家通訊社將把中國的消息譯成俄文，發往俄國；同時把俄國的新聞譯成中文，供給中國各報刊，以促進中俄兩國的信息交流。在當時中俄兩國消息相互閉塞的情況下，《生活報》的記者們籌建這樣的一個通訊社，倒是確實需要的。當別的外國客人問起這五位俄國記者時，他們總是如此敘述自己來華的使命。
就在這個代表團抵達北京不久，又有兩位從不同途徑趕來的俄國人悄然到達北京，並與他們取得了聯係。
其中的一位是俄國婦女，也來自海參崴。不過，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羅斯女人不同。她是貝加爾湖沿岸的布裏亞特蒙古人。她會講俄語，也會講蒙古語。她叫薩赫揚諾娃，俄共（布）遠東地區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在三個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致函，表示準備與中國革命者建立聯係的便是她。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男子，蓄著大胡子，這位俄國人會講一口純正的法語——他本是俄國工人，後來僑居法國。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記者，從哈爾濱奉命趕來。他叫斯托揚諾維奇，又名米諾爾，俄共（布）黨員。
薩赫揚諾娃和斯托揚諾維奇前來北京，都是為了配合那個《生活報》記者代表團執行特殊的使命。
最先開始“采訪”的，是那位中國人——楊明齋。比起他的俄國同誌來，他在北京活動要方便得多。雖然他的衣袋裏放著蘇俄護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國公寓，便融入了街頭那黃皮膚、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對於楊明齋來說，這兒雖然是他的祖國，不過新來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畢竟他十九歲便離鄉背井“闖俄羅斯”去了，在俄國度過了十九個春秋。他這次是頭一回來北京。
楊明齋首先“采訪”的是號稱“中國通”的波列伏依。他來到離王府井大街不遠的北京大學，跟這位在那裏任教的俄語教授用俄語交談著——雖說他們也可以用漢語交談，但是那時北京城裏懂俄語的畢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鮑立維”，又叫“柏烈偉”。在海參崴長大的他，常跟那兒的中國人打交道，會講漢語，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國的《詩經》來，成了一位漢學家。1918年下半年，他從海參崴來到天津，住在“特別一區”。台灣王健民先生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一書稱他是“第三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那是不準確的。他不是俄共（布）黨員，而是白俄，當然也就不可能是“第散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不過，他傾向革命，與俄共（布）的許多朋友有著友誼和聯係。他來到天津之後，確實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許多進步文化人進行聯絡。他既會講俄語，又會講漢語，成了溝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國進步文化人士之間的橋梁。
鮑立維對《新青年》雜誌非常注意，每期必讀。理所當然，他注意起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時候，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裏跟李大釗談得非常投機。他送給李大釗一些來自莫斯科的關於馬列主義的小冊子，使李大釗十分高興。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於是，李大釗介紹鮑立維到北京大學擔任俄語教員，並編纂《俄華辭典》。
楊明齋拜訪了鮑立維，說是蘇俄《生活報》記者維經斯基希望報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鮑立維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說：“李大釗！”又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說：“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