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漁陽裏六號，最初原是李漢俊住的。1918年底，李漢俊從日本回來，租下此屋居住。
後來，李漢俊遷往三益裏，與哥哥李書城同住。他把新漁陽裏六號轉給戴季陶住。
維經斯基訪問了戴季陶之後，覺得這位國民黨員的家中更適合於召開一些座談會。於是，除了密談在陳獨秀家進行之外，各種聚會便在戴季陶那裏舉行。
最初參加那裏聚會的是陳獨秀、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張東蓀。邵力子有時來坐一會兒，又匆匆坐著他的黃包車走了。
維經斯基產生了這樣的設想：“把《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乘五四運動的高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物聯合起來，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社會黨。”[注釋9]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陳獨秀、李大釗，《星期評論》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時事新報》的主持人是張東蓀——維經斯基最早的建黨藍圖裏，包括了這些“筆杆”。
開了幾回座談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維經斯基終於把建黨的設想，明確地向這幾位“筆杆”提了出來。
“這樣一來，首先就嚇倒了張東蓀，他立即退出了這個運動。”[注釋10]
張東蓀為什麼一聽要成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就要打“退堂鼓”呢？
“據說張東蓀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為這個組織是學術研究性質，現在說這就是共產黨，那他不能參加。因為他是研究係，他還不打算脫離研究係。”[注釋11]
所謂“研究係”，原是梁啟超、湯化龍等成立的“憲法研究會”。後來演變為“不再過問政治，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的“研究係”，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為機關報。張東蓀作為《時事新報》主編，是“研究係”首領之一。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學說可以作為“學術”進行“研究”，而他不願介入政治——參加共產黨。這位葉公好龍式的“社會主義者”，告退了。從此，他不再參與新漁陽裏的座談。維經斯基所設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
張東蓀雖然退出，而出席座談會的人仍不斷增加。
當年曾出席座談會的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生袁振英，在1964年曾作如下回憶：
1920年5月，陳獨秀約我同戴季陶、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風、俞秀鬆、葉天低、李季、周佛海、楊明齋和李達、劉少奇等社會主義者（引者注：袁振英此處所回憶的名單有誤，有些人是在5月後才參加座談會的，如李達、劉少奇等），同俄國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漁陽裏六號，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由張繼和柏文蔚出頭，由戴季陶起草共產黨綱領（原注：這一點是聽說的，綱領是交給陳獨秀，由陳拿給大家討論）……[注釋12]
一討論起提綱來，意想不到，一位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國共產黨綱領最初的起草者、會場寓主、《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
戴季陶為什麼要退出呢？
有各式各樣的說法——
當時從日本回國省親，路過上海而出席會議的周佛海如此說：“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維經斯基在座。維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麵。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蓀是不讚成的，所以以後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冰（引者注：即沈雁冰，筆名茅盾）是讚成的。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上海當時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廬等。戴季陶也是一個。不過他說，孫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別黨，所以《中國共產黨黨綱》的最初草案，雖然是他起草的，他卻沒有加入。”[注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