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說得很婉轉：“戴季陶退出時，說因有不方便處。”[注釋14]
茅盾則說：“戴季陶不幹的理由是怕違背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注釋15]
李達道出了背後的情形：“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係，他不懂得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知道了這件事，就罵了戴季陶一頓，戴季陶就沒有參加組織了。”[注釋16]
中國共產黨還處於“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來，便有這麼兩員“大將”拂袖而去。戴季陶甚至從新漁陽裏六號搬走了，離去時聲言：“我無論如何一定從旁讚助，現在暫時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楊明齋租下了新漁陽裏六號，搬了進來。於是，這裏更成了維經斯基召集各種座談會的場所。人們並沒有因張東蓀、戴季陶的離去而動搖，反而更加堅定地得出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戴季陶走了，李漢俊著手起草黨章。李達記得，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有七八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的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我對於‘生產合作’一項表示異議，陳獨秀說：‘等起草黨綱時再改’”。
這個黨，叫什麼名字？叫“中國社會黨”，還是叫“中國共產黨”？
又引起一番爭論。
連陳獨秀也定不下來，於是，寫信跟李大釗、張申府商量。
張申府又名張崧年，北京大學講師，與李大釗關係甚為密切。據張申府回憶：
信寫得很長，主要講創黨的事，信中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大意如此。為什麼呢？一是因為陳獨秀在北大當過文科學長，認識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適於談，而建黨的事是秘密進行的。二是陳獨秀在北京時，他和守常以及我經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圖書館李主任辦公室來（在紅樓一層靠東南角的兩間房子裏），我們的觀點一致。他辦《新青年》，我們經常寫稿。民國七年（引者注：即1918年）11月底辦《每周評論》，我們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門外一個報館裏，我曾與李大釗同誌去校對，彼此很了解，所以陳獨秀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不是偶然的。當時建黨究竟叫什麼名字，這沒有確定，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
這樣，黨的名稱定了下來。
作為建黨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小組的成員有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鬆、沈雁冰、邵力子、楊明齋等。稍後加入的是施存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