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張東蓀，走了戴季陶。
來了陳望道，又來了李達。
1920年8月，一位身材壯實、三十歲的男子，剛從日本歸來，前往漁陽裏二號拜訪陳獨秀。
這位湖南口音的來訪者，原本隻是看望陳獨秀，卻被陳獨秀留住了，從此竟住在漁陽裏二號，成為《新青年》雜誌的新編輯。
此人便是李達，號鶴鳴——毛澤東總是喊他“鶴鳴兄”。
李達的到來，使正在籌備之中的中國共產黨，添了一員虎將。
李達曾如此回憶道：“我回到上海以後，首先訪問陳獨秀，談起組織社會革命黨派的事，他說他和李漢俊正在準備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就邀請我參加，做了發起人，這時的發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鬆、施存統（當時在日本）、楊明齋、李達。每次開會時，吳廷康（即維經斯基）都來參加。……”[注釋23]
當時的李達，正處於熱戀之中。
時值暑假，李達作為留日學生總會理事從日本回到上海，參加中國學生聯合總會的工作。
學聯有時跟女聯在工作上有些來往。女聯，亦即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乃黃興夫人。黃興，同盟會的元老，辛亥革命時的革命軍總司令。偶然，李達在徐宗漢那裏，結識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會悟。王會悟眉清目秀，知書達理，與李達相識後彼此很快就產生了愛慕之情。
李達，1890年出生於湖南零陵縣一戶佃農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讀書的機會。
在李達上中學的時候，有兩件事給了他莫大的影響。
一件事是學校裏收到一封從長沙寄來的信，拆開來一看，那信竟是用鮮血寫成的！
寫信者名叫徐特立（後來他成為毛澤東的老師）。他斷指寫血書，號召青年學生們投入反日救國運動。
這封血書震撼了李達的心靈。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鮮血寫信的徐特立……
另一件事是同學們為了抵製日貨，把日本生產的文具堆在操場上，用火燒毀。點火時，發覺火柴也是日本貨！可是，點火的同學在點火之後，不得不把這盒日本火柴留下來。因為倘若把這盒火柴也燒掉的話，下一回燒日貨就沒有火柴了！
他意識到中國實在太落後了。抱著“實業救國”的願望，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費生，去日本學理工科。
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
我們一群留日的青年們，一方麵感到恥辱，一方麵滋長著反日情緒。老實說，我們是要忍耐著，在那裏學習一點東西，以便將來回國搞好我們自己的國家。可是，當時國內的情勢怎樣呢？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終於流產，出現了封建軍閥頭子袁世凱獨裁的政治局麵。袁世凱被人民推翻以後，又出現了直係、奉係、皖係各派軍閥互相混戰的局麵；同時，南方也出現了川、滇、粵、桂各派新軍閥互相爭鬥的局麵。各派新舊軍閥都勾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作後台，發動內戰。全國人民在蔓延的戰火中，受著軍閥們的剝削和壓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英、美、法、德、俄等帝國主義趁機大舉對中國進行經濟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國所盤踞的膠州灣，占領了山東，又以最後通牒的形式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約，形成了日本獨占中國的局麵。這件事激起了留日學生們極大的義憤，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開展了“反日救亡”運動。我們發通電，開大會，表示抗議。可是在當時的日本，連開會的會場也很難找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會場，剛剛開會，警察又把我們驅散。這時我們沉痛地感到，日子是過不下去了。如果不尋找新的出路，中國是一定要滅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裏呢？這對我們仍是茫然的。當時我們就像漫漫長夜裏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樣，眼前是黑暗的，內心是極端苦悶的。[注釋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