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偵終於在極度的苦悶中爆發，燃起了反抗的火焰。1918年5月，當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反蘇賣國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聲言為了“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可以開入中國東北全境。消息傳出，三千中國留日學生義憤填膺，責罵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
中國留日學生組成了“留日學生救國團”決定“罷學歸國”、“上京請願”。這個救國團的領袖人物之一，便是李達。
5月中旬，李達率“留日學生救國團”一百多人抵達北京。
北京大學學生們在北京大學西齋飯廳召開了歡迎大會。主持大會的便是後來成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的許德珩。李達和許德珩都在會上發表了演說。
5月21日，留日學生救國團和北京大學等校學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請願。
雖然這次請願沒有取得多大效果，不過，卻使李達由“實業救國”轉向了“革命救國”。
回到日本之後，李達找來許多日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埋頭鑽研起來。他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讀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等。
一年之後——1919年的6月18日和19日，由邵力子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接連刊出《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兩文，署名“鶴”（取自李達的號鶴鳴）。這位“鶴鳴”冼生終於“鳴”起來了，“鳴”出了社會主義之聲，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轉。
原本埋頭數理化的他，如今埋頭於翻譯馬克思學說著作。那在《民國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隻是他在翻譯之餘寫下的心得而已。他譯出數十萬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
這樣，李達成了中國早期為數不多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較深了解的人。
也正因為這樣，李達跟陳獨秀才見了一次麵，陳獨秀馬上抓住了他：“你搬過來，到我這兒住，幫我編《新青年》！”
陳望道搬過來了，李達搬過來了，漁陽裏二號裏住著三位“筆杆子”，同編《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大計。
當然，隨著李達遷入漁陽裏二號，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臨那裏。
這時，陳獨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終於帶著女兒子美、兒子和年，從北京南下，住進了漁陽裏二號。
陳獨秀的發妻高曉嵐所生長子、次子陳延年、陳喬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學學習。就在陳獨秀抵滬前夕，陳延年、陳喬年獲準赴法勤工儉學，於1920年1月離滬，坐船經香港、海防、西貢、新加坡、吉布提、蘇伊士運河、塞得港，到達馬賽，在2月3日乘火車到達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