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斯大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刊物《革命的東方》，在1928年第4、5期合刊中，發表的1921年6月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部的一份報告中，有這麼一段：
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張太雷於1921年的春天到達了伊爾庫茨克，為了與遠東書記處建立更密切的聯係，書記處指示他準備一個報告，並在即將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提交出來。
在《革命的東方》雜誌披露的這份報告中，提及了一個名叫“楊和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
中國共產黨的另一個代表楊和德（譯音）也來到了伊爾庫茨克。這兩個中國人（引者注：其中之一指張太雷）和遠東書記處的代表舉行了多次會議。會議的結果是決定建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中圓部。……
張大雷和楊和德於1921年6月離開伊爾庫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這位“楊和德”，又被譯為“楊厚德”。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回憶張太雷》一書193頁中，特地加了一條注釋：
“按俄文音譯，應為楊厚德，舊譯楊和德，係從英文轉譯。”
不論怎麼譯，這位“楊和德”能夠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派駐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而且又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當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
不過，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屈指可數。就連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也有名冊可查。查來查去，沒有“楊和德”、“楊厚德”其人。
其實，“楊和德”、“楊厚德”都隻是音譯罷了。他的準確的中文名字應為楊好德。
楊好德又是誰呢？
楊明齋的本名叫楊好德！
楊明齋本來作為俄共（布）黨員派往中國，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在上海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如今，又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派駐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這完全合乎情理。確實，他在當時是中國共產黨派往伊爾庫茨克的最恰當的人選。
楊明齋是在張太雷抵達伊爾庫茨克之後，來到那裏的。
在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從上海出發，單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鬆。他的英語也不錯。他是受少共國際的邀請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委托，到蘇俄出席少共國際的“二大”。
共產國際“三大”和少共國際“二大”交錯在莫斯科舉行：
共產國際“三大”於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克裏姆林宮的安德烈大廳裏舉行；
少共國際“二大”於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在莫斯科齊明歌劇院舉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錯的：張太雷既是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又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的身份出席少共國際“二大”。
俞秀鬆呢，既是少共國際“二大”的中國代表，同時也列席共產國際“三大”。
此外，楊明齋的一批學生，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過的學員，正好在這時來到莫斯科，在東方大學學習，也輪流列席共產國際“三大”。內中有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簫勁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嶽、卜士奇、彭述之、謝文錦、華林、曹靖華等。
抵達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為記者，出席了共產國際“三大”。還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他，異鄉遇故知——張太雷。他向張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張太雷也答應作為他的入黨介紹人。
共產國際“三大”是一次氣勢磅礴、規模宏大的會議，因為蘇俄已經擊敗了入侵者，結束了四年內戰，踏上了勝利的階梯。誠如共產國際的名譽主席列寧所說：“我們現在是第一次在這樣的條件下開會：現在共產國際已經不隻是一句口號，而真正變成了一個強大的組織機構，它在各個最大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了自己的基礎，真實的基礎。”[注釋4]也就是說，蘇俄已經牢牢站穩了腳跟，從四年的圍困之中解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