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資本主義仍然矛盾重重，社會主義發展的曆史條件並未根本改變
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和存在的。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遭受重大挫折，共產主義運動陷於低潮，迫切需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又要求我們認真分析和研究觀代資本主義的特點利本質，以及它麵臨的難以克服的重重矛盾，從而進一步認清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故結束以來的近半個世紀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曾經出現了一個以較快速度發展的所謂“黃金時期”。隨著著科技革命的深入和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特點——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緊密結合。由於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有力的幹預，國家政權在經濟活動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有時可以說起著決定性作用。
——資本來源和資本籌集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股份公司迅速發展，股票分散化，部分職工也擁有小額股票，各種社會集團和基金會祖織擁有的股份額擴大。金融機構在籌集社會資金方麵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普遍推行社會福利政策。由政府財政撥款，給低收人家庭以不同名目的生活補助。另一方麵，按照政府製定的法規，實施帶有強製性的社會保障製度，使職工在年老、生病、失業期間，可以按規定取得一定數量的救濟金、補助費等。
——工人階級的結管理人員所占比例大增，且地位日趨重要。由白領工人，特別是其中的管理人員構成的“新中間階層”，已經成為日益重要的社會力量，而且人數不斷增加。雖然他們都是受雇者，靠工薪收人為生，但他們有技術，能管理，思想狀況、經濟地位與藍領工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不斷從他們當中提升一批高層管理人員，這不可避兔地要影響他們的思想情緒。
——國家之間的經濟聯合有很大的進展。國際經濟一體化和區域集團化經濟組織，一般都集中了成員國的一部分權力，處於超國家的地位，對成員國的經濟起著一定的協調作用。這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國際經濟關係方麵的表現，是由國家出麵組織的、並由各國政府在其中起作用的國際壟斷的新形式。它與以私人壟斷資本為主體的跨國公司一起，成為當今資本主義世界國際壟斷的基本形式。
上述種種變比，毫無疑問是廣泛的、巨大的。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還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適應性，資本主義還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這些新情況和新特點，並沒有也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和資本主義製度度的本質特征。這從近幾年西方國家經濟衰退、政局不穩、社會動蕩的局麵中可以窺見一斑。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可能使資本主義擺脫周期性經濟危機。國家政權與壟斷資本相結合，是在資本主義所有製的基礎上進行的。國家對經濟實行的幹預，並沒有從根本上觸動資本主義私有製和雇個勞動關係，也不可能使經濟發展擺脫周期性波動狀態。二戰結束迄今，美國已經曆了9次經濟衰退。自1973年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曆了3次較大的經濟危機。即使在危機過後，也隻是低速增長，甚至處於停滯狀態。最近一次，即1990年開始的經濟危機尤為突出。以歐共體12國為例，1985—1989年平均年增長率為3%，1990年降為2，8%，1991年為1.3%，1992年又降至1.1%，1993年竟出現了多年未有的負增長（-0.2%）。企業訂貨減少，工廠普遍開工不足，消費下降，失業率居高不下，投資銳減，財政赤字龐大，債務累累。法國1993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0.4%，德國下降2%，意大利國債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06%，西班牙失業率竟高達22%西歐各國當權者無論是采用凱恩斯主義，還是實行新自由主義，都無法醫治周期性經濟危機這一資本主義。的痼疾。正如法國一家周刊的文章所“危機正在使資本主義重新變成醜惡可笑的事物。近些年來，它不再以生產來致富，由於投機而患了壞疽病的資本主義正在日益腐朽下去。道德敗壞，黑手黨橫行，性的商業化，壓榨黑工……這一切禍害的責任者隻能是資本主義本身。”
職工生活水平提高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受剝削的地位。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離，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然而，職工工資的增加，是在資本家同工人分配比例不縮小，甚至是在雇主占有比例擴大的前提下出現的。這種情況，在經濟衰退、大量工人失業時尤為突出。資方往往借口為保存一些工作崗位而壓低工人工資。例如，1983年英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7%，工業利潤上升14%，而工人的實際工資卻下降3%。1982年至1984年，意大利資本家的利潤增長8.1%，而工人的實際工資卻下降2%。因此，生活狀況的改善，並沒有消除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更不可能改變工人階級受剝削的地位。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但沒有縮小貧富差距，相反更加拉大了。據美國國情普查局1993年10月公布的材料，1992年美國平貧困人口連續第三年上升，達到3690萬人，占全同人口的14.5%，而在1971年卻是12.5%。在號稱“福利國家”的瑞典，1978年到1988年，大多數普通家庭的實際收人普遍有所下降，而最富有的450戶的財產卻畫了一番。當前，最富有的2%的家庭占有全國財富的23%。據歐共體統計部門的材料，19乃年時，歐共體有窮人3850萬，到1992年已堪加到5000萬人以上。這種現象，並非僅僅由於經濟衰退。即使烴濟增長也遏製不了貧困的蔓延。法國廣收人與生活費用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弗厄夫拉爾指出：“長期以來，人們以為貧困是一種曆史殘餘現象，隻要經濟增長就能予以鏟除。但經驗表明，事情並不是這樣。相反，種種‘新貧困’現象恰恰出現在最近的一些經濟發展時期。”
部分職工擁有小額股票並未改變資本主義製度下的階級關係惡戰後，特別是70年代以來，在所謂“人民資本主義”理論的影響下，西方國家許多企業有計劃地推行股份職工化，即讓本企業的職工廣泛購買本企業的股票。到80年代，美國的股票持有者已達3000萬人以上。實行職工股份所有製的企業已發展到1萬多家，其就業人員約占全國職工總數的7%。盡管職工持有的小額股票，隻占企業發行股票的徽不足道的一部分，但畢竟把職工的部分收人同企業的經濟利益較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從而淡化了職工的階級意識。有的西方學者就借此宣揚“工人階級行將消失”的論調。實際上，這種做法雖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有所調整，但並未改變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盡管職工擁有企業的部分股票，而大多數股票仍然掌握在壟斷資本家手中。據統計，目前美國占人口1%的富翁擁有全社會股票額的76%。正因為股票分散化，大股東隻要能持有比例相對較大而比過去實際較小的股份，就可以實現對企業的控製。所以，企業的決定權仍然掌握在大資本家手中。有的公司，大股東掌握不到10%的股票就完全可以操縱這個企業。因此，職工股份所有製度歸根結底隻不過是一種鞏圍資本主義私有製的改良主義措施，並不能改變職工被雇傭受剝削的地位。
失業問題已成為圍擾西方國家的一個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在50—7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率普遍較低。歐洲共同體10國（不包括後來加人的西、葡兩國）1961—1965年的平均失業率為1.5%，1973年為2.5%，1979年經濟危機開始時也隻有5.5%。但是，進人80年代後普遍上升到10%以上。1993年，西歐各國失業率平均達到11%，有2000萬人沒有工作崗位，而且其中一半失業期達到一年以上。即使像瑞典這樣一向以高就業率著稱的“福利國家”，失業率也從1989年的1.5%上升到1993年的8%。美國的失業率到1992年6月上升到7.7%，創198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1993年6月美國的失業人數高達890.8萬人。此外，還有630多萬靠打零工度日的半失業者。
日本過去失業率很低，1993年官方公布的失業率也達到了2.3%，實際上遠遠超過此數。日本職工已普遍對所謂“終身就業”的前途失去信心。高失業率不僅使失業工人遭受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也使在業職工的權益受到損害。雇主普遍借口減少裁員竭力壓低在業工人的工資。高失業率還加重了政府實施社會保障計劃的負擔，減少了稅收，浪費大量人力資源，並且剝奪了職工的自我價值感，造成社會動蕩。近年來西歐國家普遍發生的暴力排斥外籍勞工事件以及種族主義活動，就是由於職工大量失業引起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逾。西方國家失業問題嚴重惡化的原因，既有經濟衰退造成的周期性因素，又有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結構性因素，而且後者是主要的。科學技術革命發展/新技術大量采用，導致勞動密集型工廠企業大量關閉，或者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造成職工大量失業。可見，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並不能治愈資本主義在生產資料私有製基礎上經常保持一支失業大軍的宿疾。
社會福利製度困難重重，難以為繼。隨著經濟的發展，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也不斷增加。目前，社會福利經費一般都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5%左右。社會福利措施基本上分為社會保險和福利補助兩大類。社會保險費用由企業（雇主）和職工分別繳納，通常包括養老、傷殘、失業以及醫療保險等。福利補助通常由政府撥款，主要用於保障多子女、低收入家庭和貧困的生活。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確實緩解了低收人職工的生活困難，幫助了退休、失業工人得以維持生活，從而緩和了勞資矛盾，減少了社會衝突。但是，社會福利製度並未改變資產階級剝削工人的實質。從表麵上看，工人通過各種社會福利保障措施，可以獲得一份不以勞動為代價的無償收人或額外補貼。但實際上，這種收入也是來自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隻不過是經過了某種轉化而已。從福利經費的來源看，職工繳納的部分是直接從工資中扣除的：雇主繳納的部分則以社會保險稅的形式計入生產成本；政府負擔的部分則是來源於稅收。歸根到底，社會福利開支都是全社會勞動所創造的總價值的一部分。正是這個原因，近年來，社會福利製度越來越走進了死胡同。因為，政府的福利支出是一條“單行道”，即增加福利支出以後，再要減少這種支出，就會引起社會的不滿，威脅到執政者的地位。於是，福利開支往往要靠增加國家財政赤字來維持。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政府唯有采取增加國債的辦法。而國債的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擴大，必然導致物價上漲，結果是廣大人民群眾再度要求靖加槁利開支。如此循環不已，使所謂“福利國家”陷於財政上的困境，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試圖通過削減福利開支來擺脫這種困境，但最後還是以失敗而告終。因此，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製度，目前已陷人一種困難重重、難以為繼，而又欲退不能的境地。
上述種種矛盾，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發展中國家的矛盾，集中表現在近幾年西方國家內部階級矛盾有所激化，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趨向活躍。為了反抗壟斷資本向職工群眾轉嫁經濟衰退的損失，西方國家的工會被迫發動了一係列罷工鬥爭。
1991年，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希臘等相繼通過了限製工會權利的法令，特別是限製工會是集體談判和罷工權。一些工會領導人驚呼“這將斷送百年來工會通過鬥爭獲得的權利”。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希臘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澳大利亞南威爾士州百萬工人大罷工，是該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罷工。9月，加拿大公務員首次舉行全國總罷工。同月，美國各地25萬工人聚集到首都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改善工人待遇。新西蘭50萬工人為反對政府通過剝奪工會集體談判權的“就業合同法”，舉行了被稱為該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罷工。1992年4月27日至5月7日，德國公共服務行業舉行了全國性大罷工。公共汽車停駛，火車開不出去，郵件無人投遞，使德國往日井然有序的社會生活陷於極度混亂狀態。在法國，為了抗議國營企業大規模解雇職工和政府的私有化政策，1993年10月公共交通部門舉行了數十年來罕見的全國總罷工，造成地鐵、公共汽車和三分之一的火車停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國航空公司持續近兩周的大罷工。數以千計的職工開著各式汽車衝上飛機跑道，阻止所有的法航飛機起降，影響到法國全國及一部分外國航班的正常運行。雖然政府出動了大批防暴警察，使用了催淚彈和高壓水槍，最後還是被迫宣布撤回緊縮計劃。這次罷工使法航每天損失7000萬法郎，是1968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比利時政府於1993年冬決定削減社會福利開支，提高稅收，在1996年前凍結工資水平。為了反對這一嚴厲的緊縮計劃，爆發了全國性大罷工。全國交通中斷，政府所有辦公室關門，報刊停業，整個社會陷於癱瘓。據稱這是1936年以來比利時發生的最大的全國性罷工。這些空前規模的大罷工，說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玢級矛盾，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日益緩和，走向消失”；而是仍然存在，總的說是時起時伏，目前則有激化的趨勢。
無數事實說明：現代資本主義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得到了一定的調整，社會生產力還有一定的發展餘地；但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爻必然勝利的社會發展規律，仍然閃耀著光芒。盡管一個時期以來，特別是蘇聯、東歐劇變以後，不少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學者一再聲稱：“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社會主義已經沒有前：途”。似乎馬克思主義關於“兩個必然”的科學結論已經失效。但也有不少有識之士和資深學者，從資本主義現實出發，實事求是地指出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曆史前途。法國著名學者，法國政治、經濟、社會哲學研究中心主任拉比卡教授前不久在訪問中國時指出：資本主義“必然導致不平等、失業、貧困、生態環境破壞以及其他許多消極現象，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邏輯決定的。……就連密特朗總統也承認，在法國窮者越來越窮，富者越來越富。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他還進一步指出：“盡管現在的資本主義同馬克思時代相比有很大不同，盡管馬克思的某些分析已不適用於當前的現實，但社會主義必然超越資本主義是無可置疑的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的題為《與馬克思主義曠日持久的競爭還未結束》的署名文章也承認：“蘇聯式共產黨政權在歐洲垮台宣告了冷戰的結束，但並不等於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挑戰也隨之結束”。“馬克思可能會卷土重來。而且再度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對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和體製構成的挑戰，會比蘇聯共產黨政權構成的挑戰更加令人生畏。”
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為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目標而鬥爭
本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科學技術革命帶來的新的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產業工人大量減少，新中間階層擴大，工人階級的階級結構發生了變化，思想狀況也顯示出一些新的特點。在這種形勢下，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遇到了許多新問題和困難。表現在得票率下降，黨員人數減少和年齡老化，黨報發行量下降，黨內意見分歧擴大，有些黨甚至發生分裂，等等。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特別是曆史最長、影響最大的蘇聯共產黨的瓦解，對西方國家的共產黨造成巨大的衝擊，使這些處境本來已經相當困難的黨陷入了雪上加霜的地步。資產階級報刊大肆叫嚷：“蘇共的消失預示共產主義政黨將在全世界滅亡。”右翼政黨以及社會民主黨掀起陣陣反共浪潮，拚命攻擊、詆毀，欲置共產黨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黑雲壓城的嚴峻形勢下，有些共產黨改名易幟，發生分裂，或自動停止活動，或集體加人其他左翼組織。但是，也有許多共產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和目標，堅持共產黨的名稱和建黨原則，經受住了這場風浪的考驗。
首先，有些覺認真總結了蘇聯、東歐劇變的教訓，不僅黨的領導機構反複討論，認真總結，還廣泛組織黨員和黨的支持者就蘇聯、東歐劇變的原因，資本主義的狀況和社會主義的前途展開大討論。如法國共產黨在蘇聯“8·19”事件以後，連續兩年在全國範圍內，組織了上千次的大討論，參加人數多達20多萬人次。通過廣泛、熱烈的討論和辯論，這些黨逐步統一了認識，確了蘇聯、東歐的悲劇並不意味著共產主義理想的失敗，而是一種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行不通，而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不同程度地背離了它的基本原理。這些執政的共產黨，不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而是強調國家的專製性，違反法製，削弱監督機製；不注重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實行一種過分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否定定市場的調節作用，限製了勞動生產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違立一個紮根於人民群眾的黨，而是高踞於他們之上，實行單純靠行政命令的官僚主義集中製；不是創造性的遠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把它教條化、模式化。因此，造成了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的失敗，同時，這些黨也指出，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對20世紀的曆史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決不能因為這幾年的挫折，就否足和抹煞社會主義對人類社會作出的曆史性貢獻。1991年召開的希共十四大通過的政治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取得的各項社會陳果是迫使資產階級政府作出讓步的決定性武器”。“社會主義的理想和成果喚醒了許多國家和人民，加強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加強了反對殖民統治的鬥爭。如果沒有社會上義國家，那麼，世界的麵說將是與今天截然不同的，也許已經爆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將另一種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