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良主義思潮的泛濫，革命派同改良派原則紛爭的發展，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逐漸明顯地分化為左、中、右三派。右派即伯恩施坦派，它不僅包括像伯恩施坦、福爾馬爾這外從理論上修正馬克思主義的頭麵人物，也包括像法國米勒蘭那樣從實踐上推行人閣主義的活動家。該派不同於以往隻反映個別國家特征的機會主義派（如拉薩爾派、蒲魯東派、工聯派），而是一種國際現象，在所有社會民主黨內都有自己的代表。左派即反對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革命派，它堅持維護馬克思主義原則的純潔性，並力畫對時代的新變化作出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發展馬克思主義。該派隨著反對伯恩施坦修正主義鬥爭的深入發展，也逐漸地形成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派是其中最堅定的代表。中派則是一個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實質上傾向右派而形式上仍保留一些馬克思主義詞句的機會主義派，他們主要為右派的叛變進行辯護，有時也向左派靠攏。該派以考茨基主義者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為典型代表。三派的爭論和對立在第二國際的各次代表大會上和各國政治鬥爭的具體問題上尖銳地表現出來，但除個別國家外尚沒有造成大規模的組織上的分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才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公開分裂。
第二節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社會民主黨及其思想體係的演變
一、社會主義運動的分裂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建立
1914年8月，醞釀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這是一場帝國主義性質的非正義的戰爭。戰爭對各國社會主義政黨是一場嚴峻的考驗。1912年第二國際各黨一致通過的《巴塞爾宣言》明文規定：如果帝國主義膽敢發動掠奪戰爭，各國無產階級必須堅持國際主義原則，以無產階級革命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可是，事隔不到兩年，當帝國主義鐵爭爆發後，第二國際的27個黨中有24個黨的領導集團背棄了《巴塞爾宣言》和無產階級革命原則，公開地站在本國資產階級一邊，高喊“保衛祖國”的口號，鼓吹“國內和平”，支持本國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有的還參加了資產階級政府，同資產階級同流合汙，徹底地暴露了他們的社會沙文主義的本質。這就表明，第二國際不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組織，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經破產。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日益明顯地分裂為左、中、右三派。
大戰的爆發和第二國際主要領導人麵目的徹底暴露，歐美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內部，形成了一支堅決反戰和反機會主義的左派力量，其中包括德國黨內的斯巴達克派、荷蘭的論壇派、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保加利亞緊密派以及法、英、意、美、瑞典、挪威、瑞士等國的左派組織、團體》他們堅持革命的反戰活動，尖銳地批評社會沙文主義，重申社會主義國際原則，為麵結廣大群眾、積極準備革命鬥爭做出了艱苦的努力。但是，他們大多力量弱小，組織渙散，還不能充分發揮其革命潛力，尚未成為領導本國工人階級的堅強核心。隻有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具有堅強的組織力量，旗幟鮮明地站在鬥爭前列，堅決反對“保衛祖國”，明確提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的策略口號，成為左派的中堅。
為了使國際無產階級盡快擺脫由於機會主義的背叛所麵臨的不利局麵，幫助和團結各國革命左派聯合戰鬥，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於1914年10月提出了建立新的國際組織的任務。為此，列寧寫了《第二國際的破產》等大量的論戰性著作和文章，揭露和批判了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在思想上、理論上武裝各國左派。同時，還通過各種方式、特別是各種會議，密切與各國左派的聯係，促進各國左派的成長。1915年、1916年在瑞士齊美爾瓦爾得和昆塔爾召開的兩次國際社會主義者會議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代表團進行了一係列工作，建立了左派聯盟，壯大了左派隊伍。在國內外革命運動，特別是十月革命的推動下，很多國家的左派堅決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決裂，建立了獨立的政黨和組織。
大戰結束後，鑒於帝國主義國際聯盟的建立和右翼社會黨決定恢複第二國際以反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形勢，各國共產黨人和左派組織加快了建立新國際的步伐，以便統一和協調行動，同帝國主義和機會主義迸行鬥爭。1919年1月，由俄共（布）發起，在莫斯科舉行了有波蘭、匈牙利、奧地利，拉脫維亞、芬蘭等國共產黨和巴爾幹革命社會民主聯盟的代表以及美國社會主義工黨的非正式代表參加的會議，討論了召開新的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有關問題。會議決定以8個黨的名義向各國共產覺、左派社會黨和左派組織發出邀請書，請他們派代表出席代表大會。1919年3月2日，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列寧主持了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30個國家的52名代表。大會經過充分討論，決定組成第三國際，定名為共產國際。大會討論和通過了《共產國際行動綱領》、《共產國際宣言》、《共產國際章程（草案）》等文件，確定把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共產國際進行一切活動的綱領，規定共產國際是按照民主集中製建立起來的各國共產黨的聯合組織，是統一的世界共產黨，各國共產黨都是它的支部，受它的領導。共產國際的建立，使各國無產階級有了一個團結的中心，進一步推動了各國的建黨活動，促進了各國革命事業的發展。但是，共產國際建立時，曾指望在很短時期內掀起歐洲各國革命的高潮，並在此基破上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後來的實踐表明，這種對革命形勢的估計是不切實際的。
大戰期間，第二國際及其主要成員黨的領導人，按照“保衛祖國”的要求，各自站在本國政府一邊，形成了兩大社會覺集團，各黨內部也發生了分化。形式上存在的社會黨國際和一些社會黨曾為恢複第二國際做了一些努力，但無濟於事。大戰結束後，由於形勢發生變化和左派力量的增長，一些國家的社會黨右翼領導人為了取得對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權，恢複工人運動的國際聯係，積極尋求恢複第二國際的途徑。經過一係列籌備工作，1919年2月3—10日，原第二國際的26個黨的102名代表，在瑞士首都伯爾尼召開戰後第一次社會黨代表會。參加者大都是右派和中派掌握的社會黨。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由各黨各派兩名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籌備召開新的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由原第二國際領導人布蘭亭、韓德遜、胡斯曼三人組成執委會從事日常聯係活動和具體籌備工作。會議結朿時，布蘭亭宣告“國際複活了”。因會議在伯爾尼召開，人們把該國際稱為“伯爾尼國際”。
經過具體籌備，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於1920年7月31日至8月4日在日內瓦召開。出席大會的隻有15個國家的118名代表。大會的議程是：批準新的國際章程，徹底解決故爭罪責問題，國際的統一問題以及和平與國際聯盟、民主與專政、社會化、勞動立法、殖民地政府和組織工人報刊問題。大會最後決定正式恢複第二國際。會上選出了新的執行委員會和執行局，並確定將國際中央駐地由布魯塞爾遷到倫敦，因此伯爾尼國際又被稱為倫敦國際。
伯爾尼國際雖然口頭上宣稱要把資本主義製度改造成社會主義製度，但實際上仍頑固堅持社會改良主義的立場。在戰後初期的革命浪潮中，它害怕鬥爭，表現軟弱，奉行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損害了工人的根本利益；在民主與專政問題上，它主張在資產階級民主製度的範圍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反對通過奪取政權實行生產機構的社會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它在口頭上雖也譴責帝國主義對蘇維埃俄國的武裝幹涉，但實際上攻擊十月革命，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醜化蘇維埃政權；在國際政治事務中，它支持巴黎和會和國際聯盟，維護新的殖民體係。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伯爾尼國際的社會改良主義立場日益引起許多中派政黨的不滿。中派與右派的矛盾不斷加劇。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等中派政黨紛紛與伯爾尼國際斷絶關係，他們試圖加人共產國際，但不願接受共產國際所規定的21個條件，因之提出要建立一個“超然”於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之外的“真正世界性的國際”。
1920年12月5—7日，7個中派黨的16名代表在伯爾尼舉行會議，研究召開國際社會黨代表會議問題。會議討論通過了《告各國工人書》和《告各國社會黨書》，擬定了《帝國主義和社會革命》、《論階級鬥爭的方式和組織》等提綱。會議認為，目前實際上還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國際組織，現在自稱為第二國際的組織，隻是屬於純粹改良主義和民族主義派係的那些黨的聯合組織，而共產國際則把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一切方法奉為金科玉律，強加給各國工人政黨，因此，無論第二國際還是第三國際都沒有能力來領導無產階級多種多樣的鬥爭，也不能把全部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為此，會議呼籲召開一次國際社會黨代表會議討論建立新的國際組織機構，以克服國際工人階級力量極為分散的狀態，並選出一個5人委員會負責籌備工作。
1921年2月22—27日，英國獨立工黨、法國社會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等13個中派政黨和組織在維也納召開了國際社會黨代表會議，出席的代表共78名。會議討論了關於組織問題、帝國主義與社會革命、階級鬥爭的方法，組織在國際範圍內同反革命勢力進行鬥爭等議題，通過了有關決議，還通過了《社會黨國際聯合會章程》，選舉奧地利的弗·阿德勒為執行委員會書記。會議宣告社會黨國際聯合會正式成立。因其駐地在維也納，又稱為“維也納國際”。
維也納國際自稱是“力求通過革命的階級鬥爭，奪取政治和經濟權力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各社會黨的聯合組織”，其“任務是統一所有加人聯合會的各社會黨的活動，確定一致行動，努力恢複聯合全體革命無產階級的國際”。它主張根據具體的革命形勢確定鬥爭的手段和策略，既要運用民主的方法，又不排除使用暴力進行決戰。它表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政策和社會沙文主義的叛賣行徑，主張利用革命危機奪取政權，並用武器保衛這個政權；它號召各國社會黨盡一切力量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對蘇維埃俄國的武裝幹涉，希望各國政府與蘇維埃俄國建立和平的經濟、外交關係，並抗議各資本主義國家對無產階級的壓製和迫害，它也對布爾什維克迸行了批評，反對蘇維埃俄國的“清洗”和“分裂”政策。它宣稱要從右麵同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從左麵同第三國際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保持同樣的距離。因之，人們又稱它為“第二半國際”。這樣，當時國際工人運動中左、中、右三派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國際組織。三個國際之間，立場相去甚遠，看法截然相反，互相矛盾，相互攻擊，實際上分散了國際工人階級的力量，影響了國際工人階級的聯合和團結。
20年代初，革命高潮退落，資本主義進人相對穩定時期，資產階級加劇了向工人階級的進攻。廣大工人群眾迫切要求加強團結，共同對敵。因之，維也納國際積極倡議召開一次有各個派別、各種團體參加的國際工人代表大會，以討論共同行動問題，並邀請其他兩個國際的代表一起舉行一次預備性會議。維也納國際提出倡議後，先後取得了共產國際和伯爾尼國際的同意，於1922年4月在柏林召開了三個國際執委會會議。雖然會議通過了《聯合宣言》，協議：“為執行一定的具體任務而共同行動”，但會後由於觀點各異並沒有取得進一步的成果，聯合行動的嚐試最後告吹。
維也納國際基於對共產國際不滿而加緊向伯爾尼國際靠攏。1922年10月起，這兩個國際的領導人采取了一係列實際步驟，為建立統一的工人國際而進行準備。他們通過多次會晤、協商、談判，於1923年1月確定了合並後統一國際的行動綱領的原則，成立了負責合並事宜的籌備委員會。2月，該委員會製定了“無產階級組織加入統一國際的條件”，並發出了《告各國工人黨和社會黨書》。5月21—25日，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在德國的漢堡舉行。來自歐美30個國家和地區的43個政黨、團體的620名代表（包括列席代表）出席大會。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兩個國際的合並。會議的議程是討論帝國主義和約與工人階級的任務、反對國際反動派的國際鬥爭、俄國問題、八小時工作日與國際社會改革、國際無產階級組織等問題。會議通過的決議表明了對這些問II的態度。大會決定合並後的社會黨國際稱之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盡管會議宣稱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以解放工人階級和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取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宗旨，但並不要求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雖然聲稱擁護蘇維埃俄國，但卻要求取消工人階級專政和蘇維埃製度，並且反對與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建立統一戰線。大會通過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章程》規定，“凡是旨在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承認表現在政治和經濟活動中的階級鬥爭是工人階級解放的手段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均可加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國際的任務“是把處於分散狀態的政黨聯合起來，並爭取根據本章程的原則來實現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完全統一”。與第二國際不同，它規定：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有關國際問題的決議對全體成員均有約束力，其成員不得參加任何其他國際政治組織。它還把參加資產階級政府合法化，規定執委會委員如參加內閣，即自動取消其委員資格，退出政府後，可以再度當選為執委委員。大會宣告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建立。總部最初設在倫敦，1926年遷至蘇黎世，1935年遷至布魯塞爾。
社會主義工入國際的建立，標誌著國際工人運動正式形成兩個中心：一個是以布爾什維克主義為旗幟的共產國際；一個是以民主社會主義為綱領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兩個中心，代表了國際工人運動中兩股政治勢力和兩種政治主張這兩個中心、兩股勢力、兩種主張及其相互間的矛盾鬥爭，直接影響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二、社會民主黨思想體係的演變
1923年世界資本主義進人相對穩定發展時期後，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參政或執政的機會，先後在11個國家進入資產階級政府內閣。在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發展的條件下，在與資產階級全麵合作的基礎上，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體係發生了變化，社會改良主義理論得到了係統化發展。在此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1925年通過的《海德堡綱領》，奧地利社會民主黨1927年通過的《林茨綱領》，考茨基、鮑威爾、希法亭、勃魯姆、麥克唐納、漢森、王德威爾得等各國社會民主黨活動家發表的大量言論和著作，反映了社會民主覺思想、觀點、主張的演變，係統地體現了社會改良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理論。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國希法亭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和奧地利鮑威爾的社會主義理論。
魯道夫·希法亭是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他參與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重要綱領性文件的製定，並多次作為財政部長人閣，推行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經濟政策。1924年他創辦了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社會》雜誌，在刊物上大力宣揚“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使它逐步為全黨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希法亭就提出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思想他認為，現階段的資本主義是“有組織的金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統治的形成以及國家權力的加強抑製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將轉變成“有祖織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所以資本主義沒有像馬克思所預料的那樣出現崩潰。大戰結束後，在魏瑪共和國時期，他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趨勢，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有組織性正日益取代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影響將日益加強，國家本身不再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是工人階級可以用以“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工具”。為此，社會民主黨應采取相應的策略方針。1927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基爾代表大會上，希法亭作了題為《社會民主黨在共和國中的任務》的長篇報告，把“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同社會民主黨“經濟民主”、“政治民主”主張有機地結合起來，他認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意味著在原則上用有計劃生產的社會主義原則來代替自由竟爭的資本主義原則”，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魏瑪共和國的政治民主製度同經濟的計劃性組織性一樣，都是與社會主義十分相似的組織形式，兩者的發展和逐步結合構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過程，因而社會民主黨人必須充分地參與這一過程，以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轉。
希法亭認為，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時代，為了擴大“政治民主”，建立“經濟民主”，社會民主黨應該更廣泛地參加各級政府，以利用國家權力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爭取議會多數是社會民主黨發展“政治民主”的主要目標。普選權的實現、“政治民主”的獲得，打破了統治階級政治上的特權，但現實還存在著矛盾，即政治上的占有特權已經消失，經濟上的占有特權還依然存在，因此，工人階級在擴大和完善“政治民主”的同時，還必須建立靠發展“經濟民主”，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經濟民主”主要階級成員的人數、組織性、在生產和分配中所占的地位、階級的積極性和階級所受的教育。在民主製國家裏，政治權力在各階級之間的分配是由“社會力量因素”的大小來決定的；在不民主的、專製的國家裏，權力的分配則依靠物質暴力手段來決定。因此，在不民主的國家，統治階級憑借暴力享有的權力比它按其社會力量因素應享的權力要大得多。據此，鮑威爾攻擊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對社會力量因素“橫施暴力”，是俄國經濟落後和政治落後的產物，而認為西歐和中歐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無產階級不需要像俄國那樣舉行暴力革命，而應該等待自己的社會力量因素增長到超過資產階級的社會力量因素，那時就可以用民主手段取得政權。
鮑威爾還提出“階級力量均勢論”，認為無產階級隻有經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均勢時期，才能最終奪取國家政權並實現社會主義，否則，無產階級即使可能用暴力一舉奪得政權，但卻不能在革命中獲得真正的經濟權力，經濟權力隻有通過在均勢時期力量儲備過程中的長期訓練，才能逐步獲得。為了逐步取得經濟權力，應該實行“職能民主”。所謂“職能民主”，就是要求政府在采取每一項行動之前都必須同與這一行動有關的職能機構（如工會、合作社、農民協會等）進行協商，這樣就有可能使社會經濟的運轉更合乎大多數人的意願，從而為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創造條件。
鮑威爾為了表明自己是“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顯示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同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有所不同，提出了“防禦性暴力論”。他認為無產階級應當通過民主方式和平奪取政權，但是如果資產階級采取暴力破壞民主製，無產階級就隻好使用暴力；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如果資產階級用暴力進行反抗，無產階級也就隻好用暴力鎮壓，以保衛自己的政權。總之，無產階級為奪取政權或保衛政權而使用暴力，都是不得已的，所以稱之為“防禦性暴力”。為此，他表示並不絶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並將“專政”和“防禦性暴力”的提法寫進了黨的《林茨綱領》。實際上這主耍是一種宣傳，一方麵為使社會民主黨贏得和保持激進工人群眾的支持，另一方麵是為使資產階級害怕從而避免國內戰爭。
上述鮑威爾關於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力量因素論”“階級力量均勢論”和“防禦性暴力論”都是為了論證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反對蘇俄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隻是在手法、特點和語言方麵同赤裸裸的機會主義有所不同而已。
希法亭和鮑威爾的理論，對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各國黨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各國黨都按照他們的理論製定了自已的綱領和策略，確定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時代，要通過擴大和完善政治民主、建立和發展經濟民主以實現社會主義。這樣，社會改良主義明顯地以有理論、有綱領、有政策、有目標的形態表現出來，並成為當代民主社會主義的前驅。
三、社會民主黨的主要活動和社會作用
由各國社會民主黨聯合組建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從建立到瓦解，前後經曆了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經濟危機時期和反戰反法西斯時期，先後召開了四次代表大會、一次代表會議，確定了不同時期工人運動的戰略、策略，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活動產生了直接的影晌。
繼1923年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成立大會之後於1925年8月在馬賽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主要討論了三類問題：一是和平的國際發展和保障問題，二是社會問題，三是組織問題。1928年8月在布魯塞爾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主要議程有世界形勢與工人運動、軍國主義與裁軍、殖民地問題、戰後經濟形勢與工人階級的經濟政策等。馬賽大會和布魯塞爾大會，在國際問題和社會問題上都提出了一些有利於和平和社會進步的主張和要求，為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人會所提倡的隻是合法的，基本上是議會的、宣傳鼓動的手段，指望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是階級合作而不是擴大無產階級的群眾性鬥爭。1931年7月在維也納舉行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1933年8月在巴黎召開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代表會議，是在經濟危機和戰爭危險年代召開的兩次大會。維也納大會主要討論了世界經濟危機與失業問題、德國與中歐的形勢及工人階級保衛民主鬥爭等問題；巴黎會議生要討論了法西斯主義反動時期國際工人運動的戰略和策略問題。這兩次大會，指出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破壞性的後果、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和戰爭危險的加劇，強調了資本主義的非正義和社會主義代替它的必然性，提出了反對危機、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危險的任務，都起到了宣傳鼓動的作用。但是，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是改良主義國際，奉行的是資本主義和平長人社會主義的觀念和維護資產階級議會製，同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的戰略方針，在反對經濟危機、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世界戰爭危險等問題上，沒有能製定正確有效的方針和方法，隻是一味說空話。
正如鮑威爾直言不諱地所說：“我相信，對於需要如何，必須如何說得太多了，但我們並不準備樣樣都要做到。”
在社會改良主義思想體係演進的情況下和社會黨國際改良主義路線的指導和影響下，各國社會民主黨活動的主要內容、特點和作用是：
第一，積極地參加議會的選舉和鬥爭，爭取成為參政或執政的黨。
各國社會民主覺把主要力量和注意力放在議會和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爭取在議會中取得多數。在議會鬥爭中，各黨普遍取得了較好的但不穩定的成績。如20年代後半期，投給社會民主黨的選票，在奧地利占全部選票的42.3%，在瑜典占40.9%，在比_時占39.4%，在丹麥占37.2%；在英國占34%，在拉脫維亞占33%，在芬蘭占28.3%，在瑞士占25%，在愛沙尼亞與荷蘭占22.9%。議會鬥爭的成績，鞏固了社會民主黨在現有政治體製中的地位，使得許多社會民主黨取得了參政或執政的地位。1924年1月，麥克唐納組成了英國曆史上第一個工黨政府，1925年上半年，有5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參加了政府；1926—1928年，另外6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也進入政府。其間，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工黨曾多次參政執政。如果說當年米勒蘭入閣在社會民主黨內曾引起軒然大波的話，那麼現在社會民主黨人入閣則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了。他們參加政府後，在某些企業國有化、改善社會保險、擴大公共工程、擴大住宅建設和教育事業、改善工人經濟狀況等方麵采取了一些措施，維護了工人利益，在對外政策上也有所變化、調整。但是，他們誰也沒有利用參政執政機會使社會製度發生根本變化。所以，他們的作用是雙重的，暫時有利於工人，根本上穩定了資本主義。
第二，積極參與罷工事件，極力主張用談判和仲裁的方式來解決工人與企業主之間的衝突。20年代，在歐洲11個資本主義國家中曾發生28500多次罷工，參加者達1.15億人。有的國家還發生了大罷工和起義，如1926年英國工人的總罷工、1927年奧地利工人的武裝起義和1929年德國魯爾鋼鐵工入要求提高工資的鬥爭。社會民主黨曾參與了這些罷工鬥爭，提出了反映工人利益的要求，但在政府采取高壓政策或雇主頑固地拒不接受工人要求時，往往采取妥協退讓的態度。他們在“經濟民主”思想的指導下，利用自己在國會中的影響和在政府中的職位，或是通過參與國家經濟政策的製定，或是協同工會通過談判、裁決的方式來緩解工人與雇主的矛盾。這些活動雖然使勞動群眾生活狀況得到一定改善，但都沒有突破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範圍，沒有改變勞動群眾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
第三，積極參與國際政治事務。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工人運動不僅受國階級鬥爭條件的製約，而且要受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所以各國社會民主黨對國際政治中的重大問題極為關注，並通過各種方式對國際事務施加影響。他們對凡爾賽和約的不公正性給予了批評，但仍接受了凡爾賽——華盛頓體係，支持國聯的成立；他們反對武裝幹涉蘇聯，要求同蘇聯建立和平的政治關係和正常的經濟關係，卻認為蘇聯是“一黨恐怖專政”，要求蘇聯放棄所謂“專政”製度，停止對格魯吉亞的占領和對社會革命黨人的“鎮壓”。有的社會民主黨執政後建立了同蘇聯的外交關係。他們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譴責殖民主義的暴力，要求改善殖民地勞動條件、保障當地工人的基本權利。他們努力維護和平，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危險，一再呼籲和平解決國際衝突，要求裁減軍備、限製武裝。在戰爭危險年代，各國社會民主黨舉行了要求裁軍的多次示威遊行和集會，廣泛散發了栽軍傳單和要求解決裁軍問題的請願書，有的黨還提出了以總罷工作為保障和平的手段和以“戰爭對戰爭”的口號。這些活動，對國際政治局勢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