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法亭以他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而聞名於社會主義思想界。他通過對資本的集中和積聚、壟斷製的產生和發展、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融合、壟斷同帝圍主義政策的關係等一係列問題進行分析，認為資本主義已進人一個“有組織的”階段，已開始用計劃生產的社會主義原則來代替自由竟爭的資本主義原則。為此，對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和措施必須進行相應的改變。由於戰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恰好在形式上印證了上述分析，希法亭的觀點事實上成了民主社會主義以共決製為核心內容的經濟民主觀的理論前提。
勃魯姆繼承和發揮了饒勒斯的“人道社會主義”思想，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作為一種道德觀念和理想的實踐表達的價値原則之上，認為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改變固然重要，但隻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社會主義的極本目標隻能是個性自由和社會公正。這種思想不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對社會民主黨人影響很大，而且在1945年以後再度強調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則成為現代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麥克唐納在社會有機體論的基礎上，提出了通過對資本主義進行經濟改造、政治改造，進而用漸進改良的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套比較完備的理論體係；拉斯基則在國家學說方麵提出了“計劃化民主國家”、“同意的革命”等一係列理論觀點。他們的理論是在英國十分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和較為健全的議會民主製條件下的產物，很快為英國工黨所接受，並成為戰後工黨製定政策的理論基礎，進而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有機組成部分。
第三，廣泛吸收觀代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流派的思想和觀點。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一代社會民主黨代表人物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民主社會主義思想體係在30年代巴基本成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了它的發展進程。戰後經過幾年的恢複和補充，以1951年《法蘭克福聲明》的發表為標誌，民主社會主義正式成為社會民主覺人相對獨立的意識形態。民主社會主義在其形成發展的曆程中，不斷地吸收現代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各種流派的思想和觀點，兼容並包，充實和完善自已。其中主要有哲學的批判理性主義、存在主義，經濟學的國家幹預主義，社會學的結構功能主義和衝突理論，以及綜合性的未來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
批判評性主義是由出生於奧地利的英籍哲學家波普爾首先提出來的。其核心是他的“反歸納主義”和“證偽原則”，認為經驗的單稱陳述無以推及科學的全稱陳述，有限不能證明無限，過去不能證明未來，科學是通過不斷被“證偽”而向前發展的。社會民主黨人認為這一“科學方法論”有助於肅清馬克思的曆史決定論的“殘渣瓦礫”，補充倫理社會主義在理性方麵的缺陷，使社會民主黨的改良政策和實踐置於科學的基礎之上。波普爾在政治哲學領域提出的“開放社會”理論及其“社會生活乃事實與決策的統一”、“社會改造以社會工程學的漸進方式進行”等觀點，更為社會民主黨理論家所推崇，成為他們所謂“持久改良活動”的佐證。
存在主義以法國的薩特為代表，奉行社會曆史的倫理觀和人為中心論，提出“存在先於本質”、“模鑄自已時亦模鑄別人”等核心命題。認為人是自由模鑄的，但在模鑄自己時也以自已的道德規範影響社會；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同時為社會承擔責任；周圍現實的意義事實上都是通過人及其社會心理觀點來確定的。民主社會主義倡導“生活質量”觀，強調“沒有恐懼的自由”，宣稱社會民主黨人要有承擔現實責任的勇氣等等，從中不難看出存在主義的種種痕跡。國家幹預主義的經濟學說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觀影響很大，其中尤以瑞典學派、新製度學派和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為代表。他們在肯定市場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前提下，認為完全的市場經濟是有缺陷的，國家和政府必須對經濟活動進行幹預和調節。諸如通過征收高額累進稅，擴大社會福利，來促進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均等化”；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製度和結構方麵的改革，一方麵保證權力與收人分配的公平合理，另一方麵推進經濟行為的倫理準則，要求把經濟增長同環境保護、社會公正等而視之；通過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刺激消費、增加投資，彌補有效需求的不足，擴大就業麵，進而避兔經濟危機的產生等等，這些經濟、社會觀點，均已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價值和現實政策原則的有機組成部分。
以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社會整體是由各相互聯係的部分組成的具有一切必要生存功能的係統，各部分（子係統）作為特定的行動者，對整體起著特定的作用，發揮特定的功能，共同保持係統的整體平衡。作為結構功能主義反叛的衝突理論，則強調衝突對於整個社會所發揮的功能，但著眼點仍在於探討怎樣調整結構和關係而使衝突得以解決或緩和。社會民主黨人在他們的文件和著作中屢屢提及的“執政責任”、“結構改革”、“參與決定”“勞資協商”等術語，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上述理論的影響。
此外，未來學派的“後工業社會”論、“零度增長”論、“未來衝突”論以及對料學技術重要性的強調，都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分析和現實實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早期馬克思同晚期馬克思的對立”、“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同唯物主義的馬克思的對立”、“馬克思同恩格斯、列寧的對立”以及否認馬克思主義有經典正統主線，提倡多元化解釋的種種觀點和主張，均被社會民主黨人納人他們的思想體係之中。而且，不少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本身就是社會民主黨人。
綜上所述，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淵源是多渠道、多方麵、多層次的。但它在吸收和兼容其他學說或思潮時，往往不是取自該學說或思潮的全貌或實質內容，而是經過實用主義的取舍和現實主義的懈釋之後的產物。同時，民主社會主義雖然有著特定的含義，但遠不是一個內容穩定、結構完整的理論體係。它主要是表現為一個處在不斷演變過程中的社會改良運動，其內部各黨各派所奉行的思想理論和實踐原則是有著很大差別的，而且是經常不斷地變動的。
二、民主社會主義的現狀和趨勢
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政治力量，如同其他政治思潮、政治力量一樣，其能否生存和發展，能否對現實生活產生影響和影響力的大小，取決於它能否製訂和推行與其自身價值觀念和政治取向一致並與特定環境條件相吻合的理論綱領和政策策略。戰後以來，民主社會主義隨著資本主義特定環境條件的變化發展，自身綱領政策的製訂、調整、推行，經曆了振興發展、困難衰退和麵臨挑戰的過程。
民主社會主義以1951年在法蘭克福石開的社會黨國際成立大會上通過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的聲明為標誌，在歐洲政壇上日益表現為相當活躍的角色。從50年代到70年代，隨著新科技革命的興起和發展，西歐各國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經濟迅猛增長，國民生產總値平均每年增長4.9%，社會財富迅速增多，民眾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物質和文化生活有了明顯改善。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眾的關注點不再是激烈的鬥爭和變革，而是更於福利製度是以高稅收為基礎的，實際上造成一種惡性循壞，福利費用增加，就需要增稅，稅收增加要求工資增長，在生產沒增長的情況下增長工資隻能是導致通貨膨脹。這樣，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往往處於無所適從的矛盾地位：一方麵，社會對福利的要求不斷上升，另方麵，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人們又不願意繳稅維持這些福利，尤其對增稅不能忍受。同時，在失業猛增的情況下，維持社會保障體係的活動餘地必然越來越小。
所以，70年代後出現的經濟危機、衰退、低速增長和滯脹局麵，動搖了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戰後建立的國家管理和社會調節的方法和樣式的現實基礎。它們不可能像先前那樣實行高工資、高福利、高稅收政策，一些黨力圖維護傳統形象，卻因無力解決經濟衰退、通貨膨服和失業問題而下台；一些黨迫於形勢而改變政策，但不是因為無法突破舊有模式，就是因為綱領政策與右翼趨同，喪失自身特色而既失去傳統選民，又無法吸引新選民的支持，因之長期被迫處於反對派的地位。
其次，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動削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組織基礎。
隨著戰後新技術革命的興起，經濟結構的更新，產業結構的變化，導致了階級結構的變動。西歐各國傳統工人人數在就業總人口中的比重急劇下降，至70午代末下降到30%—35%，中間階層的從業人員比重則上升至50%-60%。以聯邦德國、英國、丹麥、挪威和瑞典為例，工業部門就業人數比重由1960年的41.5%降至1989年的30.3%，降幢為11.2%；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由31%降至22.5%，降幅為8.5%；而服務行業就業人數則由44%升至65.3%，增加21.7%，政府雇員由13.8%升至24.8%，增加11%。這樣，階級結構的變動，必然要影響到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社會基礎。一方麵，傳統工人人數的減少導致工會會員人數下降。如英國1979年工會會員共有1220萬，占工人總數的55%，到1989年降至900萬，僅占36%。同時，傳統產業的衰落、工業分布分散化以及勞動市場流動性的增大，使工會很難再從組織上體現和保持工人階級的本質特性，也使工人本身具有更大的獨立性、更多樣的生活和政治取向，從而減弱了工人階級群體的天然一致性。另一方麵，中間階層特別是80年代後大量湧現的“新中間階層”，沒有傳統的很固定的政治屬性，政治取向繁雜，搖振不定。他們對大壟斷資本懷有不滿，又不願喪失自已相對優越的生活地位，因而傾向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改良主張；同時，他們在現有社會等級階層中是不斷上升的強者，因之又傾向於主張優勝劣敗的新個人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推崇的平等、公正、相助的主旨存在著難以調和的衝突。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黨員及其選民基礎中產業工人比例持續下降，其社會經濟政策也難以得到中間階層的完全支持，甚至使中間階層日益疏離。所以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和實踐同時受到傳統工人衰落和中間階層政治上搖擺不定的左右夾擊，既不能很好地穩定傳統陣營，又不能有效地爭取到中間階層的擁護和支持，力量影響不斷下降。為了維護自己的實力和地位，他們不斷地修改綱領主張、調整政策，確立爭取新興中間階層的支持又不失去傳統選民支持的方針，力圖找到一個把傳統政治目標與中間階層的觀念結合起來的最佳點，但在具體構想和實踐上很難得到共識，很難取得成功。
第三，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動衝擊和動搖著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地位。
80年代以來西歐廣泛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反映到政治層麵上就是導致西歐各國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的重新分化和改組，尤其是90年代初兩極體製的解體打破了西歐原有的政治平衡，以致新舊矛盾叢生，各種思潮泛起，政局動蕩不穩，衝擊和動搖著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地位。首先是舊有的競爭對手、長期左右西歐政壇的右翼保守政覺的挑戰。他們針對凱恩斯主義及其引起的困難和問題，推行供應學派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強調發揮市場機製作用、個人能動性和責任感；在具體措施上嚴格控製貨幣發行量，削減政府貸款、稅收、福利，實行私有化，減少國家幹預，等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得到了民眾的支持，以致右翼政黨紛紛上台執政。執政的右翼政黨由1975年的3個增加至80年代初的10個，到90年代初增至12個。70年代西歐18個國家中12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或參政，80年代末則是右翼政黨占據了主要政治舞台，西歐政治地圖幾乎換了一種顏色。其次，新社會運動包括生態運動、和平運動、女權運發展壯大，形成了對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威脅。新社會運動特別是生態運動隨著西歐經濟衰退、生態危機的嚴重，獲得了長足的發展。1979—1989年間，西歐15個國家的新社會運動主要組織者綠黨共參加百餘次地區選舉和55次全國議會選舉，有117名綠黨議員進人11國的全國議會。在198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有30名當選的綠黨議員單獨組成“綠色議會黨團”。新社會運動的興起大都出現在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長期執政，推行福利國家和階級合作主義的地方，其領導人大都是原來這些黨和工會中很有影響的人物，其支持者和追隨者很多原來也是這些黨的選民。綠黨作為激進的、以特定未來主義取向的進步政黨的形象出現，對因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敗績和黨內出現醜聞而不滿以及對現行體製不滿而要求進行根本性改革的選民來說，無疑有著較大的吸引力。隨著新社會運動力量影響的不斷擴大，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意識到隻有盡量吸引這些組織及其選民的支持，才有可能在競選中取得獲勝的關鍵的百分點。因之，曾試圖調整與新社會運動的關係。但是在無法拋棄傳統理論觀念和政策主張的情況下，兩者很難達成一致意見，一係列根本性差異很難消除。一些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曾把新社會運動的一些主張引進自已的綱領和政策時，卻往往使覺內鬥爭與日俱增，加劇與工會的緊張關係，嚇退一部分傳統的或溫和的選民而導致黨的支持率下隆。這些現象不可避免地導致剝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執政能力和政治地位。再次，極右翼黨派的活躍也構成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壓力。在西歐經濟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動蕩的情況下，極右勢力乘機抬頭，他們利用東歐一些國家的難民或移民湧向西歐造成的巨大社會壓力，煽動排外主義，鼓吹種族主義，並組成政黨進行活動。一些極右政黨已開始擁有相對固定的選民基礎。德國的極右翼共和黨和人民聯盟已進人州的議會，意大利北部的倫巴底同盟也作為當地第二大黨進人侖巴底地區議會，法國、奧地利等的極右政黨都取得了相當多的選票。這就勢必給民主社會主義政覺造成壓力並不得不與之進行鬥爭。第四，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給民主社會主義帶來了消極影響。
蘇聯、東歐劇變後，兩極對峙格局終結，世界向多極化格局發展，導致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許多傳統政策主張失去現實性，所謂“第三種力量”、“第三條道路”失去了現實基礎，先前有利的中間地位不複存在。人們的主要關注點不再是東西方的矛盾鬥爭，而是轉向經濟國際合作與竟爭、民族主義興起、地區性衝突和環境破壞等問題，民主社會主義在這些問題上明顯表現出準備不足而較為被動。同時，蘇聯，東歐劇變後，使民主社會主義陷人先喜後憂的尷尬境地，政治影響進一步受損。民主社會主義原認為蘇聯、東歐劇變後可乘機擴展勢力，但事與願違。右翼勢力借機掀起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中，故意把民主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縛在一起，當作“連體雙胞胎”一起進行攻擊，影響選民對它的態度，因民主社會主義打的也是“社會主義”的旗號。所以蘇聯、東歐劇變後並沒有為民主社會主義創造複興和發展的機遇，而是使其處境更為艱難。
同時，經濟活動國際化和歐洲一體化的發展也影響到民主社會主義的既定政策目標和主張。國際性的利潤競爭影響到單個社會民主黨管理國內宏觀經濟的能力，妨礙其推行經濟再分配的措施。為提高在國際上的經濟竟爭力，他們往往要調整產業政策、削弱社會福利，勢必給以民族國家為基點，以福利國家為主要目標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以很大壓力。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必不可免地要引起勞動遷移、資本流動，從而威脅到以有組織的階級妥協為基礎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本身。各民主社會主義政覺麵對歐洲一體化必須在理論和策略方麵作較大調整，否則難以適應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影響對選民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