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第三條道路”謀求資本主義再發展(2 / 3)

總之,為了回應世界形勢的變化所引起的諸多挑戰,謀求在未來新世紀中求得發展的機會,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斷地對綱領政策進行調整更新,逐漸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思潮,即“第三條道路”思潮。究其內容,它主要是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範圍內吸收新自由主義的主張,是社會民主主義同新自由主義的結合,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重新調整。“第三條道路”的但是導者們也強調說明,“第三條道路”是社會民主主義在保留傳統價値觀念的同時,更新其主張和使其綱領現代化,是要從“兩大思灌——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中獲得活力”。他們還說,“第三條道路”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重新定位,是“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其實,所謂“重新定位”、“觀代化”,隻不過是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折衷,是社會民主主義向自由主義的調整。

“第三條道路”謀求建立資本主義新糢式

鄧小平曾明確提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再發展問題。戰後50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相對迅速地發展,政治上也獲得了相對穩定,社會麵貌有了很大改觀,但資本生義製度的本質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而且不斷地導致經濟危機,不僅有生產過剩危機,還有財政危機和貨幣信用危機,造成生產停滯與通貨膨脹的困境。資本主義為了擺脫困境,不斷地進行自我調解。

70年代前,西方國家普遍奉行凱恩斯主義,采用宏觀調控手段和措施,對經濟活動實施國家幹預,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國民收人進行大規模再分配,拉動“有效需求”的增長,以實現經濟的穩定與發展。緩解了資本主義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同時,采取了一係列社會福利政策,建立了社會保障體係,以緩解社會分配的矛盾。70年代後期,隨著新科技革命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業結構的變化,階級結構的變動,出現了持續的大規模的群眾性失業現象,社會保障體係負擔日益加重,對各國國民經濟產生了巨大壓力,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化膨脹的並發症。對此,凱恩斯主義一籌莫展。這時,新自由主義崛起,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和放鬆控製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行減稅、減少政府開支、減少社會福利費用等措施。這些政策措施在當時起到了緩解經濟危機、抑製通貨膨脹、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經濟衰退和社會危機,威脅到資本主義自身的生存,麵臨著如何再發展的問題。

“第三條道路”的提出及其主張,就是力圖回答和解決資本主義麵臨的矛盾和再發展問題。他們在反思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要使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相結合,揚利抑弊地采取兼顧國家與市場、供給與需求、公平與效率、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的原則,塑造新經濟、構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謀求使資本主義獲得再發展。

塑造新經濟,其核心是探索在現時代如何適應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變化和挑戰,建立“有活力的現代經濟”,實現經濟的增長。“第三條道路”認為這種有活力的新經濟,應“建立在個人能力和機會之上、以知識為基礎”,“服務業、知識、技術和小企業是其基礎”。在這種經濟中,既不是放任自流主義,也不是過分的國家幹預,政府的作用是促進宏觀經濟穩定,製定能夠鼓勵獨立而不是依賴別人的稅收和福利政策,通過改善教育和基礎設施使人能夠適應工作,通過開放市場增強企業實力、支持企業革新、加大企定私營化力度,調動企業積極性和竟爭能力,從而為經濟增長創造條件。為此,在經濟決策與經濟運行上:第一,強調廣泛參與性,讓每一個成員參與其中,而不是讓少數人主宰一切;第二,通過國家增加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投資,提高人們的科技文化水平,即提高發展經濟的核心能力;第三,通過國家的支持,建立越來越多的有靈活反應能力並能在竟爭中生存發展的小企業;第四,通過減少工時,實行部分時間工作製,使有限的工作時間更靈活化,以增多就業機會;第五,創造低收人的就業崗位,國家再給予補貼,使之達到相應的水平;第六,開拓就業的新思路、新領域,以保證公民的工作權利。總之,在他們看來,既要充分發揮政府調節經濟和社會事務的作用,又要充分調動市場經濟的作用,該由政府幹預的地方決不任由市場放縱,該讓市場自由操作的地力,政府絕不插手,從而構築起具有活力的新經濟。

針對原有社會福利製度存在的種種弊端,“第三條道路”提出要改革福利體製,強調要以提高就業能力取代以就業保障為核心的福利體製。首先要轉變社會福利的觀念,認為在社會福利體製上,要實現權利與責任的平衡,減少和避免濫用福利的現象;在堅持享有社會福利是公民合法權利的前提下,從社會索取的權利同為社會盡責的義務應同時並舉,“不承擔責任就沒有權利”,樹立各盡所能、人盡其責、國家不能包辦一切的思想。其次,要變消極福利為積極福利,變消極的社會保障政策為講求競爭、責任和風險意識的積極的社會保障政策,將投資的重心由直接的補償轉移到人力資本上,即資金支持的重點不是簡單地發放救濟金,而是創造條件促使公民學習新技能、接受新工作和提高冒險創業的精神和能力。他們稱此為“以工作為取向的福利”,既能提高失業者就業的機會,增加收人,又能為雇主增加勞動力的供給。再次,社會保障體係要適應人的壽命、家庭結構和婦女社會角色的變化,要把社會保障的重心進行轉移,即由工人群眾轉向中間階層。總之,他們提出的所謂新福利,是強調社會福利體製應以促進增長經濟為目標,福利的支出要有針對性,使社會福利發揮最大的效用,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推行新政策,就是如何在新的形勢下在社會民主主義價値觀念的基礎上,製定符合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的政策。他們說,“公平和社會公正,自由與機會平等,團結和對他人負責,這些價值觀念是永恒的”,但“要使這些價値觀念適用於當今世界,就需要有能迎接21世紀挑戰的、既有現實性又有前瞻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