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舉措對諸王勢力顯然是個限製，諸王也覺不快，豪格、多鐸等人的回複雖屬同意，但言語之中仍然看得出情緒：“承蒙二王下問，如果馬上表示同意，恐怕會讓人以為我們害怕擔任部務，喜歡聽這種話，如果不理會，又恐怕會讓人覺得我們心中不快。皇上年幼，剛登基不久，我們正應該各勤部務，為國家效力，眼下二王的話這樣，當然是經過全麵周密地考慮的，大家都同意了，我們沒有不遵從的。”《清世祖實錄》卷2，崇德八年十二月。他們心中雖然不滿，但又找不出正當的理由來反對，因此多爾袞攝政之初就取得了一大勝利。
新皇帝登上了寶座，多爾袞作為攝政王也開始站穩了腳跟，這時他的頭腦裏隻醞釀著一件重要的事情：進攻明朝。
二、鹿死誰手。
公元1643年的下半年，就是明崇禎十六年的秋冬，在關外大清權利新老交替之際，明王朝“氣數”已盡，即將壽終正寢。
起於天啟末年的農民大起義此時已進入最後階段。這年正月，李自成起義軍先後攻克承天、漢陽，並在黃安發布了著名的“剿兵安民檄”，指斥“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清］彭孫貽：《平寇誌》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126頁。
隨後又攻破襄陽，建立了農民軍的襄陽權利，改襄陽為襄京，李自成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與其聯合的羅汝才亦稱“代天扶民威德大將軍”，以牛金星為丞相，下設六政府，地方設防禦史、府、州、縣正佐官，並開科取士，一派興盛氣象。其後，李自成起義軍建立了較完善的軍事製度，把部隊分為攻城野戰的中、左、右、前、後五營和地方守軍，大元帥下有二權將軍、製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等，並有由一二十騎、步兵組成的“精兵隊”。在經濟上，農民軍不僅廣泛宣傳“三年免征”，並且為貧苦農民提供牛種，自己也親自參加荒田的屯種。經過這一番整頓，這一年的上半年，農民軍已初步做好了滅亡明王朝的準備。正如明朝巡視陝西茶馬禦史徐一掄題本中所述：“……闖、曹等孽百萬餘眾，所向莫敢攖鋒，去歲陸沉中州，今春墜陌楚省，六府州縣，望風披靡，俱留偽官防守，結我民心，以成燎原之勢。且發賊兵四股，狼奔三秦，漢兵缺餉年餘，兵心洶洶，莫必其勢，城阜隍淺，殊可寒生。”《明清史料》甲編第1本，第33頁，崇禎十六年四月，中華書局1987年。
與此同時，另一支農民起義軍由張獻忠率領也進入湖廣，破漢陽，克武昌，沉明楚王朱華奎於江，發楚府金銀賑濟災民。張獻忠又在武昌建立權利，改武昌為天授府，作為京城；鑄造“西王之寶”；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機構，後來又南下湘贛，殺富濟貧，開科取士，建立了許多地方權利。
李自成、張獻忠相繼建立權利，極大地震動了明朝統治者，崇禎帝朱由檢屢頒嚴旨，命將出征，但都無濟於事。關外清人都看出來，“彼文武大小官員，俱是錢買的。文的無謀，武的無勇，管軍馬者克軍錢，造器械者減官錢，軍馬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實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時，反稱勤王，一味搶劫，俗語常雲，‘達子流賊是梳子，自家兵馬勝如篦子’。”《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32頁，天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中華書局1987年。這樣的軍隊又怎能獲勝？當時明王朝較有實力的軍隊有三支，一是寧遠總兵吳三桂的軍隊，即所謂“關寧鐵騎”，一是長江中遊左良玉的軍隊，人數雖多，但戰鬥力極差；一是孫傳庭的秦軍。左良玉桀驁不馴，又需要在江南遏製張獻忠；吳三桂雖說兵力較強，但需要抵擋關外的清軍，因此都無法調動，所以崇禎皇帝連發羽檄，催促孫傳庭出潼關與李自成決戰。但李自成采取誘敵深入的戰術，一退再退，在這年九月間，也就是關外的福臨繼承帝位後不久，李自成在河南郟縣包圍了孫傳庭軍。農民軍騎兵“淩空而過"，奮勇追敵，步兵則手持大棒，攔路猛擊，一戰殲敵四萬餘，直追到孟津。經過這次關鍵性之戰，明軍精銳已喪失殆盡，明王朝的覆亡便指日可待了。
果然，不久李自成就攻破了潼關，殺孫傳庭，十一月攻下西安。然後田見秀南下漢中，李過北克榆林，賀錦西征甘肅，年底，農民軍在西安建國之前，西北全境，河南中、西部，湖廣的數十府縣都已為李自成所據，聲威浩大，震動四方。
但是，並不能說李自成農民軍就一定能成為一代新主、坐穩這滿目瘡痍的江山，因為起於關外的滿洲勢力已變得相當強大，不僅一直對中原的統治權虎視眈眈，而且多次毀邊牆而入，對畿輔地區大肆掠搶。還在後金時期，努爾哈赤就經常宣稱，“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愛，況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漢人輪流居住之地”，《滿文老檔？太祖》卷41，天命七年四月。萌發了進取中原的念頭。皇太極時期，還曾經以進攻明朝、朝鮮和察哈爾的先後緩急，征求各貝勒大臣的意見，而各貝勒大臣紛紛讚成以攻明為先。嶽托、多鐸等人還建議攻打北京等關內地區，為今後進一步攻取打下一定基礎，以“合皇上久長之計”。阿桂：《皇清開國方略》，清乾隆51年（1786）刻本，《皇清開國方略》卷17，天聰七年正月。漢人謀士寧完我、範文程等人也談到，“但觀我軍情形，無大無小皆誌在取明，有必欲深入之意”。《清實錄》卷12，天聰六年六月辛未。就是皇太極在國力較弱、多次提出向明議和以爭取時間之時，他還兩次進攻朝鮮，迫使李氏國王與其簽訂了“江都之盟”，親征察哈爾，使林丹汗“棄本土而逃”，“察哈爾舉國內附”，又收服了蒙古科爾沁等五部，除掉後顧之憂，“唯明國僅存"。於是天聰九年，皇太極又向滿漢臣僚征求意見：“朕反複考慮，國內已經穩定，大兵若發，明朝皇帝要是放棄北京逃跑，應該追，還是不追而攻北京？還是死死圍困？明朝皇帝要是求和，允不允許？還是應該拒絕？……如果攻克北京，人民應該如何安撫？”《清實錄》卷22，天聰九年二月戊子。開始考慮攻明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