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崇德八年九月壬寅，皇太極的梓宮還停在崇政殿未移入陵宮，多爾袞便迫不及待地讓鄭親王濟爾哈朗、英郡王阿濟格等王公大臣釋去喪服，換上戎裝，出征伐明。他們赴堂子吹螺掌號，對天行禮，鳴炮三響之後，就浩浩蕩蕩向西進發了。九月底，清軍動用紅衣大炮轟城，攻下明朝關外據點中後所，擒斬遊擊吳良弼等官二十餘員，馬步兵四千餘，俘獲四千餘。接著進發前屯衛，於十月初一攻克之，斬明總兵李賦明等官三十餘員，兵四千餘，俘獲二千餘，牲畜器物無數。中前所守官總兵黃色聽說前屯衛已失，嚇得棄城而逃，使清軍不戰而克其城。所謂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即廣寧中後所、廣寧前屯衛、廣寧中前所，它們是寧遠和山海關之間的三個重要據點，清軍自攻下錦州之後，此時又連克三鎮，割斷了寧遠與山海關之間的聯係，使寧遠孤懸關外，早晚必為清軍所奪。至此，關外大片土地均為清軍所得，入關爭雄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這樣，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李自成農民軍前鋒已抵三邊，主力亦齊集豫陝，而清軍列陣邊牆，時刻可以逾城而入，雙方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均不過數百裏之遙，甚至雙方自己也相距不遠，在這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究竟鹿死誰手？曆史將怎樣翻開新的一頁？
三、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
清順治元年(1644)春正月初一日庚寅這個萬象更新的日子，是在遍地烽火、炮聲隆隆中迎來的。這一天北京狂風驟起，濃雲密布，按卜卦者的說法，這主暴兵城破；也在這一天，作為明王朝發祥地及祖陵所在地的鳳陽發生地震，對於崇禎皇帝朱由檢來說，這都不是好兆頭。初三日，朱由檢召見左中允李明睿，問防禦起義軍的對策，李明睿請屏退左右後，對崇禎帝說。“如今起義軍勢大，已逼近畿甸，實在是危急存亡之秋，隻有南遷可以暫緩眼下之急。”崇禎帝四顧無人，才說：“朕早有此意，無人讚襄，故延遲至今，但怕諸臣不從，所以還要保密。”後來此議一出，馬上有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出來反對，認為這是邪說，而且不斬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朱由檢雖然生氣，但南遷之議卻也因此作罷。彭孫貽：《流寇誌》卷9，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是，朱由檢已經意識到京城旦夕不保，所以不得不考慮退路。
南遷不成，可令他寢食不安的消息還是一個個接踵而來。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日對朱明王朝來說雖然已幾無喜慶可言，但對李自成農民軍來說，卻是個“新桃換舊符”的吉利時刻。這一天，李自成正式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改西安為西京，封功臣，改官製，開科取士，一派熱氣騰騰的興旺景象。初八，李自成親自率大軍北上，經平陽、太原、寧武、大同、宣化，三月十五日進抵居庸關。一路上，除寧武守將周遇吉以死抵拒外，可以說是望風而降，各個重鎮要塞大多不戰而下。與此同時，磁侯劉芳亮亦率軍沿黃河北上，經固關、真定至保定，意在切斷運河，防止崇禎南逃，與李自成主力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在這種戰略包圍之下，京師周圍巳沒有什麼屏障來阻擋農民軍的鐵騎，朱由檢也已形同甕中之鱉。
在大順軍為建國改元興高采烈、明朝統治者為行將滅亡亂作一團的同時，就官方材料來看，關外的清權利相對來說卻相當安靜。正月初一，除了受諸王大臣、外藩使節的朝賀之外，停了筵宴，連上表祝賀和年例進獻都免了。然後在軍製和官製上做了幾項組織和人事變動。幾天後，又派人到錦州去換防，派使節去迎接達賴喇嘛，然後製定諸王以下官民祭葬禮節，一切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仿佛未受什麼連天烽火的影響。隻是有一件事比較重要，就是濟爾哈朗召集內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堂上官傳諭：“以後凡各衙門辦事有應該報告我們兩個王的，或是應該記檔的，都先報睿親王多爾袞，檔子上寫名字也應先寫睿王的大名，坐立班次以及行禮儀注也都按此辦理。"這說明多爾袞不僅有了掌握國柄之實，而且有其名，說明他已獨攬大權，而濟爾哈朗則甘拜下風了。對多爾袞本人來說，這當然是極重要的一個事件，但畢竟是順其自然的必然結果，顯然也看不出與我們此刻密切關心的問題――對農民軍或明廷的對策有什麼關係，而此時關內卻一陣陣緊鑼密鼓，一場名垂史冊的正劇就要開始了。
正月二十六日，終於有消息傳來了。居住在蒙古鄂爾多斯草原上的鄂爾多斯部落的濟農下屬達席和晉、善達下屬陶禮向多爾袞報告了農民軍攻取陝西全境，派兵收取三邊的消息。實際上，清統治者對於農民軍的情況是早有耳聞的。天聰、崇德年間大批漢人官紳降清後，曾多次把中原農民軍的情況彙報給皇太極，特別是打壓過農民軍，對其底細頗為知曉的洪承疇被俘投降後；清統治集團對於農民軍的情況不可能不略知一二。崇德七年(1642)十月中旬，皇太極派饒餘貝勒阿巴泰與內大臣圖爾格統領大軍入關征明，臨出發時曾特別囑咐，“若遇劉(流)賊兵，亦對他說：爾等見明國無道送(逆)行，故興師征討，我國與爾同意，其舉事一是一般。以善言喻之。倘誤殺他一二人，即明對他說，出於無心誤殺。不可與他相左”，並把農民軍派來的一個使者交給阿巴泰，說如遇農民軍，可讓他回去。遼大曆史係《清太宗錄稿本》（清初史料叢刊第三種）1978年10月，第67-68頁。可見，農民軍與清權利雙方都已意識到對方的存在，但由於缺乏進一步的材料證明，我們無法得悉雙方交往的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