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範文程的上書內容來看，清統治者此時還沒有得到農民軍已攻克北京的消息，但也就在這一二日內，多爾袞接到情報，“明朝本坐空虛”――北京已被農民軍攻下，崇禎皇帝自縊。多爾袞連忙召集王公大臣會議，並把正在蓋州湯泉驛養病的範文程召到沈陽征求意見。錢儀吉：《碑傳集》卷4，李蔚“內秘書院大學士範文肅公墓誌銘”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三輯，文海出版社，1973年。範文程則一再給多爾袞等人打氣壯膽，認為農民軍“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⑤可參見《碑傳集》卷4，《清史稿》列傳19等書。但因為“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士忿矣”，由於追贓比餉，漢族地主階級肯定對他們恨之入骨，農民軍又一直戰勝，“行之以驕”，因此“可一戰破也”。範文程還針對農民軍打擊官僚地主的政策措施，提出“恤其士夫，拯其黎庶”的方針，並再次告誡清統治者，“倘思統一區夏，非義安百姓不可”。⑤聽了這番分析，促使多爾袞決心出師，“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抱著成敗在此一舉的信念，四月初九日，多爾袞親率大軍，浩浩蕩蕩地去與大順農民軍爭奪統治權了！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6頁。關於清方究竟何時得知農民軍攻克北京的，沒有明確記載。但估計在四月初七日左右，因朝鮮人記載“頃日九王聞中國本坐空虛，數甲之內，急聚兵馬而行”，多爾袞初九日出師，當前推數日，而初七日祭告太祖、太宗，文中亦未提北京被克之事，隻提關外明軍棄地可證。
第二節山海關之戰。
一、天下第一關。
“兩京鎖鑰無雙地，萬裏長城第一關”。
山海關，古稱榆關，據說秦時蒙恬北防匈奴，“植榆為塞”，所以邊塞多榆木，榆關之名便得於此。明代曹代蕭有詩：
榆關十月馬毛僵，手挽雕弓射白狼。
一陣雪花飄玉屑，西風猶趁馬蹄忙。
描述了山海關秋末冬初的景象。但古榆關並不完全就是後來的山海關。古榆關在今撫寧附近，四周土地空曠，無險可據，明初徐達北伐殘元勢力，率軍來到此處，見其東八十裏處“枕山襟海，實遼薊咽喉”，非常險要，便把關城移到那裏，成為萬裏長城東段的一個重要關口，由於它倚山臨海，所以人們新稱它為山海關。
山海關確實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塞，用明朝人的話說：“山海關外控遼陽，內護畿輔，防扼海泊倭番，驗放高麗、女直進貢諸夷，蓋東北重鎮。譬人之身，京師則腹心也，薊鎮則有背也，遼陽則臂指也，山海關則節竅卻之最緊要者也。”蔣一葵：《長安客話》卷7，“關鎮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因此，明朗統治者對其防務十分重視，關城東北，墩台守望，鱗次櫛比，柳柵沙溝，縱橫路旁。特別是關城修得十分堅固，呈四方形，周圍八裏多，牆高數丈。且四門之上皆有城樓，透過箭窗，北望長城，蜿蜒曲折，十分雄偉，東觀大海，可見巨浪“搖落千層花噴雪，怒號萬裏勢奔雷”，極為壯觀。明朝後期努爾哈赤起兵反明，遼東吃緊，幾次大軍出征皆由此通過，“兵役繁興，商賈輻輳，五方雜處”，仿佛成為一個都會。《山海關誌》卷2，“地理誌？風俗錄”。對於這樣一個重要衝塞的地理意義，清統治者是不會不清楚的。
早在天聰年間，皇太極降朝鮮，撫蒙古，免除了後顧之憂，又打下大淩河，準備進一步圍困鬆錦。特別是天聰三年皇太極親率大軍破邊牆進圍北京，大舉攻明便已在日程之上。這時，便有許多漢官建議攻打山海，取得進一步向關內攻打的通道。天聰六年張弘謨就曾建議“直抵關門，再遣精騎由口外乘虛闖入，內外夾攻山海。山海下，則關外各城可傳檄定，東西道通”。《天聰朝臣工奏議》，“請乘時進取奏”。寧完我更請“急圖山海”，認為“寧錦八城，攻取為難，山海一區，圖謀較易”，取得山海，可內外夾攻錦州等關外城池，又可進窺畿輔、北京，實在是一舉兩得之策。《天聰朝臣工奏議》，“請急圖山海奏”。更有馬光遠諄諄告誡：“……越山海而不攻……是明損聲勢，暗失機會”。《天聰朝臣工奏議》，“請水陸並進奏”。在這種情況下，決策人皇太極卻偏偏不采納這些建議。有人精辟地分析說，這一是因為皇太極當時迫切希望議和，影響了他對進取策略的認真思考；二是因為諸王貝勒劫掠財物的故習不改，並不重視攻城戰守；三是皇太極對漢官仍心存疑忌，如此之多的漢官倡議攻取山海關，是否別有用心，也促使皇太極心理上的提防和疑慮；四是因為攻堅不易；代價太大；五，也是最根本的一條，是皇太極害怕在滿洲社會發展不夠充分之時入據山海，會即刻被漢人同化。《社會科學輯刊》1983年第6期，閻步克文：“進取山海之議考析”。但筆者對其中“山海非牢不可破之情勢”的觀點不敢完全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