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招降吳三桂並得到成功，使局勢對農民權利極為有利，但是，李自成並沒有給予山海關以足夠的重視。這首先表現在他派守山海關的唐通隻是明朝降將，對農民軍不一定忠心耿耿，且唐通所部僅兵八千，萬一有所變動，這點兵力是根本彈壓不住的。其次表現在他沒有意識到山海關是防禦清兵的重要屏障，即是沒有充分意識到清兵入襲的危險性。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並沒有以足夠的軍力防守畿輔。這些都是日後農民軍迅速潰敗的潛在因素。另外，農民軍進北京後，對於大批官僚采取了較為嚴厲的措施，特別是對一些關鍵人物如吳三桂的家屬也未加關照，雖則體現了大順權利的自身立場，但卻造成許多官紳降而複叛，對大順權利造成了極大破壞。因此，僅僅是戰略戰術上的偶一失錯，便可使形勢逆轉。
唐通接管了山海關以後，吳三桂便率部五萬，號稱十五萬進京朝見李自成。三月二十四日，吳三桂兵至永平府附郭縣盧龍，民國《臨榆縣誌》卷8，“輿地編？紀事”，乾隆《永平府誌》卷8，“封域誌？紀事”。一二日後抵玉田，民國《臨榆縣誌》卷21，“事料編？鄉型”，“輿地編？紀事”；康熙《山海關誌》卷5，“政事誌？兵警”。就在此時，他得到了農民軍在北京“將吳總兵父吳襄夾打要銀”趙士錦：《甲申紀事》“附錄”收“遼東海州衛生員張世珩塘報。中華書局出版，1959年。”以及劉宗敏奪其愛妾陳圓圓(沅)的消息。此說後世傳聞多，不一定準確，此處隻作吳氏利益被侵犯的佐證。由於觸犯了他的切身利益，吳三桂大怒，“翻然複走山海關”，大敗唐通守軍，奪取了山海關，結果“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民國《臨榆縣誌》卷21，“輿地編？紀事”，餘一元述舊事詩五首。不知為什麼已經投降了大順權利的吳三桂突然叛歸，在民眾中造成極大恐慌。這時正是三月底、四月初。按時間推思，三月二十九、三十日左右吳三桂便可返關，至遲不過四月初一、二日，如《臨榆縣誌》卷19記“四月平西伯還駐山海”，彭孫貽記載，很混亂，如《流寇誌》記三月二十七日，“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兵入山海關，賊將不能禦”，又記四月初四，“吳三桂兵破山海關，唐通兵盡潰降於三桂，”但均在三月底四月初之間（卷11）吳三桂的降而複叛，重新以殘明勢力入據山海，使曆史的天平開始向清方偏倒了。
對於這樣一個天賜良機，清統治者是不會放棄的。也許出於對遲起龍回書及農民軍將領王某回書的分析，也許進一步得到了關內的消息，四月初四日，內院大學士範文程上書多爾袞，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促進了清軍的入關：
乃者有明，流寇距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麵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顧雖天數使然，良由我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祗承先帝成業，夾輔衝主，忠孝格於蒼穹，上帝潛為啟佑，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自為身家計，非為為君效死也。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蓋明之勁敵，唯在我國，而流寇複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複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儻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而徑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誌，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而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複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裨各朝夕獻納，以賢輔翼。王於眾論中，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當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屯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清世祖實錄》卷4，順治元年四月辛酉。
在三月中旬吳三桂盡撤寧遠兵民入關的情況下，多爾袞早已決定於四月初“乘虛直搗”，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5頁。範文程於出師前的上書，從其內容來看，具有極重要的意義。首先，明朝此時內憂外患，“受病種種，已不可治”，必須抓住這個大好時機，進兵中原，否則天下將為他人所得。其次，清權利的最主要敵人並非明朝，而是農民軍，所以不要等農民軍奪得天下後，再與其爭奪。這個認識是要高於農民軍領導人的，盡管時間略遲，但仍為日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第三，改變過去殺人掠財，攻城不守的抄掠作風，要“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安撫百姓，爭取漢官的支持。這些建議，實際上成為清軍此次大舉入關的戰略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