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關之戰，從事後來看，對清軍和農民軍來說都是關鍵性的一戰，因為在山海關這個地方，兩軍將要第一次交鋒，並且一決勝負。而且山海關之戰的勝負，將決定兩大權利的命運。李自成得到吳三桂降而複叛的消息後立即出征，說明他意識到了山海關的重要性，但他並沒有意識到此去要與清軍接仗，並且始終抱有招撫吳三桂的僥幸心理。因此，他不僅把明太子朱慈和永王、定王，以及吳三桂之父吳襄帶在軍中，試圖再以君父之德感而化之，而且把明降臣張若騏帶在軍中，為他出謀劃策，也是希望以張與吳三桂的親誼關係來說降吳三桂。因此，當吳三桂派高選、李友鬆，譚邃環，劉泰臨，劉台山、董鎮庵六人前來詐降緩師時，李自成必然受到影響。光緒《永平府誌》卷58，“高選傳”；卷65，“李友鬆傳”。我們知道，李自成軍進山海，可自通州、三河、玉田、盧龍直抵山海關，但在三河遇到了這六個詐降者之後，不知為何又北赴密雲，然後回過頭來，奔東南至盧龍？民國《臨榆縣誌》卷21，“事實編？鄉型”，“行至三河遇賊”。無論這是不是詐降者詭計得逞的表現，但行軍路程延長，誤了一天時間，戰機就被耽擱了，沒有能在清軍抵關之前消滅吳三桂，因此還在山海關戰役發生之前，就已潛伏下了李自成農民軍必敗的因素。
然而戲劇性的是，清軍也並不是開始就抓住了戰機、意識到這裏要發生一場生死存亡的爭鬥的！四月初九日，多爾袞同多鐸、阿濟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羅洛渾、尼堪、博洛、滿達海、吞齊喀、博和托、沈誌祥，以及朝鮮國世子李，與八旗固山額真、梅勒章京一道詣堂子，奏樂，行禮，陳列八纛，對天行禮。然後統率滿洲、蒙古八旗的三分之二，漢軍八旗全部，及三順王、續順公的兵馬，鳴炮出征。十三日，清軍到了遼河邊，三四天隻走了一二百裏。，多爾袞在這裏把洪承疇找來，征求他的意見。因為降清漢官中，隻有洪承疇和農民軍麵對麵地交過手，對這仗怎麼打，洪承疇最有發言權。於是，洪承疇向多爾袞建議：
第一，“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掃除亂逆，期於滅賊，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縣，有開門歸降者，官則加升，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誅，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立大功者，則破格封賞。法在必行，此要務也。”一方麵重申了範文程關於申嚴紀律、實行安撫政策的建議，一方麵又通過威脅和利誘，勸告沿途官民歸順。
第二，“流寇初起時，遇弱則戰，遇強則遁。今得京城，財足誌驕，已無固誌。一旦聞我軍至，必焚其宮殿府庫，遁而西行。賊之騾馬不下三十餘萬，晝夜兼程，可二，三百裏，及我兵抵京，賊已遠去，財物悉空，逆惡不得除，士卒無所獲，亦大惜也。今宜計道裏，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即行追剿，儻仍坐據京城以拒我，則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賊撲滅，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殊有益也。”洪承疇當然不知道農民軍此時正發兵奔赴山海關平叛，因此建議清軍輕裝簡行，迅速繞道入邊牆，從密雲直下正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農民軍“逃遁”之前，圍住北京。如果多爾袞接受了洪承疇的建議，並在吳三桂乞師之後仍然這樣做的話，便會形成偶然的批亢搗虛、圍魏救趙之勢，因為李自成的主力已離開京師，彼處隻有萬餘守軍，如清軍乘虛攻下北京，便會與吳三桂一起，形成對李自成東征軍的兩麵夾擊之勢，農民軍的境況將更為不利。
第三，“初明之守邊者，兵弱馬疲，猶可輕入，今恐賊遣精銳，伏於山穀狹處，以步兵扼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選作步兵，從高處觀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騎兵在後。比及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禦之？若沿邊仍複空虛，則接踵而進，不勞餘力。抵京之日，我兵連營城外，偵探勿絕，庶可斷陝西、宣府、大同、真、保諸路，以備來攻，則馬首所至，計日功成矣。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也。”對於如何與農民軍交戰提出了具體的戰略戰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洪承疇敦請多爾袞重視農民軍的戰鬥力，不要對其掉以輕心，對多爾袞後來的決策影響很大。《清世祖實錄》卷4，順治元年四月庚午。
從以後的事態發展來看，多爾袞基本接受了洪承疇的建議。盡管此次出兵意在奪取中原，但對農民軍的沿邊防禦，如山海等關的守備情況不甚了解，使多爾袞不敢貿然輕進，隻得緩緩前行。到十四日，多爾袞還傳令於次日行獵。十五日到翁後(阜新一帶)，仍不過離沈陽三百多裏，《沈館錄》卷7.顯然是在猶豫觀望。然而就在這時，從南邊來了兩名使者，他們的突然到來，竟使整個局勢改觀，可以說對滿洲自身的社會發展道路，對中國王朝興衰更替的結局，乃至對此後東亞的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效果如此，自然是當事人們所無法料及的。
來人正是吳三桂差來向清兵求援的使節――副總兵楊坤、遊擊郭雲龍。
四月十五日晨六、七點鍾，清軍起程行進了五裏左右，遇到了這兩個求援使者。多爾袞立即下令停止前進，召見楊坤、郭雲龍二人，他們向多爾袞呈交了吳三桂的信函。信上說：
“我蒙先帝提拔，肩負遼東總兵的重任，王爺的威望，我是一直深慕的。但春秋之義，不能越境交往，所以很久沒敢聯係，作為臣子的情誼，諒王爺應該理解。如今我國以寧遠孤立一方，命我放棄寧遠，鎮守山海關，從而鎮守東部邊疆、防衛京城。不想流寇攻打北京，由於人心不穩，奸黨開門投降，先帝不幸身亡。如今賊首僭稱帝號，搶掠婦女財物，罪惡已極，真是赤眉、綠林、黃巢、安祿山之流，天人共怒，眾叛親離，馬上就會失敗。……各省宗室紛紛興舉義兵，山左江北，星羅棋布。我受國厚恩，不忍百姓遭難，拒守邊門。雖想興師問罪，以安人心，但京東地小兵弱，特泣血求助。我們與你們通好二百餘年，今我們遭國難，你們應有惻隱之心，而亂臣賊子也不是你們所能容忍的。除暴剪惡，拯救危難，出民水火，是大仁大義之事；興滅斷絕，取威定霸，可得大名大功，何況流寇聚集了金帛子女無數，清軍一到，都是王爺您的。王爺以蓋世英雄的身份，在此關鍵時刻，希望考慮我這亡國孤臣的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我自率部直抵北京，滅流寇於宮廷。我報答貴朝的絕不僅是財帛，而將裂土以酬。……本應上書貴朝皇帝，但由於不知你們的禮節，所以隻好請王爺轉奏。”《清世祖實錄》卷4，順治元年四月壬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