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關之戰,從事後來看,對清軍和農民軍來說都是關鍵性的一戰,因為在山海關這個地方,兩軍將要第一次交鋒,並且一決勝負。而且山海關之戰的勝負,將決定兩大權利的命運。李自成得到吳三桂降而複叛的消息後立即出征,說明他意識到了山海關的重要性,但他並沒有意識到此去要與清軍接仗,並且始終抱有招撫吳三桂的僥幸心理。因此,他不僅把明太子朱慈和永王、定王,以及吳三桂之父吳襄帶在軍中,試圖再以君父之德感而化之,而且把明降臣張若騏帶在軍中,為他出謀劃策,也是希望以張與吳三桂的親誼關係來說降吳三桂。因此,當吳三桂派高選、李友鬆,譚邃環,劉泰臨,劉台山、董鎮庵六人前來詐降緩師時,李自成必然受到影響。光緒《永平府誌》卷58,“高選傳”;卷65,“李友鬆傳”。我們知道,李自成軍進山海,可自通州、三河、玉田、盧龍直抵山海關,但在三河遇到了這六個詐降者之後,不知為何又北赴密雲,然後回過頭來,奔東南至盧龍?民國《臨榆縣誌》卷21,“事實編?鄉型”,“行至三河遇賊”。無論這是不是詐降者詭計得逞的表現,但行軍路程延長,誤了一天時間,戰機就被耽擱了,沒有能在清軍抵關之前消滅吳三桂,因此還在山海關戰役發生之前,就已潛伏下了李自成農民軍必敗的因素。
然而戲劇性的是,清軍也並不是開始就抓住了戰機、意識到這裏要發生一場生死存亡的爭鬥的!四月初九日,多爾袞同多鐸、阿濟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羅洛渾、尼堪、博洛、滿達海、吞齊喀、博和托、沈誌祥,以及朝鮮國世子李,與八旗固山額真、梅勒章京一道詣堂子,奏樂,行禮,陳列八纛,對天行禮。然後統率滿洲、蒙古八旗的三分之二,漢軍八旗全部,及三順王、續順公的兵馬,鳴炮出征。十三日,清軍到了遼河邊,三四天隻走了一二百裏。,多爾袞在這裏把洪承疇找來,征求他的意見。因為降清漢官中,隻有洪承疇和農民軍麵對麵地交過手,對這仗怎麼打,洪承疇最有發言權。於是,洪承疇向多爾袞建議:
第一,“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掃除亂逆,期於滅賊,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縣,有開門歸降者,官則加升,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誅,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立大功者,則破格封賞。法在必行,此要務也。”一方麵重申了範文程關於申嚴紀律、實行安撫政策的建議,一方麵又通過威脅和利誘,勸告沿途官民歸順。
第二,“流寇初起時,遇弱則戰,遇強則遁。今得京城,財足誌驕,已無固誌。一旦聞我軍至,必焚其宮殿府庫,遁而西行。賊之騾馬不下三十餘萬,晝夜兼程,可二,三百裏,及我兵抵京,賊已遠去,財物悉空,逆惡不得除,士卒無所獲,亦大惜也。今宜計道裏,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即行追剿,儻仍坐據京城以拒我,則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賊撲滅,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殊有益也。”洪承疇當然不知道農民軍此時正發兵奔赴山海關平叛,因此建議清軍輕裝簡行,迅速繞道入邊牆,從密雲直下正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農民軍“逃遁”之前,圍住北京。如果多爾袞接受了洪承疇的建議,並在吳三桂乞師之後仍然這樣做的話,便會形成偶然的批亢搗虛、圍魏救趙之勢,因為李自成的主力已離開京師,彼處隻有萬餘守軍,如清軍乘虛攻下北京,便會與吳三桂一起,形成對李自成東征軍的兩麵夾擊之勢,農民軍的境況將更為不利。
第三,“初明之守邊者,兵弱馬疲,猶可輕入,今恐賊遣精銳,伏於山穀狹處,以步兵扼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選作步兵,從高處觀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騎兵在後。比及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禦之?若沿邊仍複空虛,則接踵而進,不勞餘力。抵京之日,我兵連營城外,偵探勿絕,庶可斷陝西、宣府、大同、真、保諸路,以備來攻,則馬首所至,計日功成矣。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也。”對於如何與農民軍交戰提出了具體的戰略戰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洪承疇敦請多爾袞重視農民軍的戰鬥力,不要對其掉以輕心,對多爾袞後來的決策影響很大。《清世祖實錄》卷4,順治元年四月庚午。
從以後的事態發展來看,多爾袞基本接受了洪承疇的建議。盡管此次出兵意在奪取中原,但對農民軍的沿邊防禦,如山海等關的守備情況不甚了解,使多爾袞不敢貿然輕進,隻得緩緩前行。到十四日,多爾袞還傳令於次日行獵。十五日到翁後(阜新一帶),仍不過離沈陽三百多裏,《沈館錄》卷7.顯然是在猶豫觀望。然而就在這時,從南邊來了兩名使者,他們的突然到來,竟使整個局勢改觀,可以說對滿洲自身的社會發展道路,對中國王朝興衰更替的結局,乃至對此後東亞的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效果如此,自然是當事人們所無法料及的。
來人正是吳三桂差來向清兵求援的使節――副總兵楊坤、遊擊郭雲龍。
四月十五日晨六、七點鍾,清軍起程行進了五裏左右,遇到了這兩個求援使者。多爾袞立即下令停止前進,召見楊坤、郭雲龍二人,他們向多爾袞呈交了吳三桂的信函。信上說:
“我蒙先帝提拔,肩負遼東總兵的重任,王爺的威望,我是一直深慕的。但春秋之義,不能越境交往,所以很久沒敢聯係,作為臣子的情誼,諒王爺應該理解。如今我國以寧遠孤立一方,命我放棄寧遠,鎮守山海關,從而鎮守東部邊疆、防衛京城。不想流寇攻打北京,由於人心不穩,奸黨開門投降,先帝不幸身亡。如今賊首僭稱帝號,搶掠婦女財物,罪惡已極,真是赤眉、綠林、黃巢、安祿山之流,天人共怒,眾叛親離,馬上就會失敗。……各省宗室紛紛興舉義兵,山左江北,星羅棋布。我受國厚恩,不忍百姓遭難,拒守邊門。雖想興師問罪,以安人心,但京東地小兵弱,特泣血求助。我們與你們通好二百餘年,今我們遭國難,你們應有惻隱之心,而亂臣賊子也不是你們所能容忍的。除暴剪惡,拯救危難,出民水火,是大仁大義之事;興滅斷絕,取威定霸,可得大名大功,何況流寇聚集了金帛子女無數,清軍一到,都是王爺您的。王爺以蓋世英雄的身份,在此關鍵時刻,希望考慮我這亡國孤臣的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我自率部直抵北京,滅流寇於宮廷。我報答貴朝的絕不僅是財帛,而將裂土以酬。……本應上書貴朝皇帝,但由於不知你們的禮節,所以隻好請王爺轉奏。”《清世祖實錄》卷4,順治元年四月壬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