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多爾袞下令把鹵簿向宮門陳設，排儀仗於前，奏樂，從長安門進皇宮。在此對天行三跪九叩頭禮，再對沈陽方向行三跪九叩頭禮，再乘輦直入武英殿，以金瓜、玉節等羅列於殿前。多爾袞下輦升座，接受故明大小官員以及宦官七八千人的朝拜。眼望胸下跪伏著一大片臣民，耳聽三聲歡呼萬歲，心裏不禁生起一絲得意之感。
(二)安定民心――發帝喪，停發。
多爾袞並不敢得意忘形。盡管占領了北京，自己坐上了故國皇帝的寶座，但他仍然保持著清醒頭腦。他知道作為財賦地和人文藪的江南半壁河山還不在自己手中，作為自己勁敵的農民軍還有數十萬人馬，完全可以把自己再趕回關外。況且京畿內外，“連經兵火，又值大旱，遠近田疇，盡為兵馬所蹂躪。城底數百裏，野無青草；城中之人，相聚為盜，多有殺越奪掠之患”，人心頗為不穩。京中糧草，大多為農民軍運走，所剩多是“積年陳腐之米"，糠土參半，吃了就會腹痛，但當時“糧俱乏，人馬饑餒”，軍兵官員都不得不以此充饑，連隨軍為質的朝鮮王世子都無法例外。這些情況，都使多爾袞無法安枕。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3735、3780頁。
為了安定民心，多爾袞在進入北京之初就立即下令軍隊留駐城外，“使龍將等管門，嚴禁清人及我國人(即指朝鮮人)毋得出入”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9頁。；“凡軍兵出入城門者，有九王標旗方得出入”④⑦《沈館錄》卷7.；而且嚴禁軍兵進入百姓之家，“軍兵之出入民家者，論以斬律，”④就連宿營做飯，都“於道旁埋鍋而爨，無輒入民家者”《定思小紀》［明］劉尚友：《定思小紀》，載《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65―84頁。。另外阿濟格曾向多爾袞建議“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後大軍退師，也遭到多爾袞的拒絕。吳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3735、3780頁。在這種情況下，“城中避亂者，稍稍還集”⑦，對於多爾袞嚴禁殺掠的政策，“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頁。。進京次日，範文程等人還向多爾袞報告，說北京的百姓假托搜捕農民軍殘餘，紛紛首告，恐怕造成相互仇殺，引起局勢不穩，請下令嚴禁。多爾袞對他們的報告很讚賞，下令禁止亂告狀的現象，對於穩定北京局勢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多爾袞還讓前來幫助清軍作戰的蒙古部落人馬暫且回去，等到秋天大舉南侵之際再來相會。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0頁。很多文章都認為多爾袞入關之初沒有南下統一全中國的企圖，這裏則是反駁的有力論據。這一方麵可以減少糧餉的消費，一方麵則可避免軍隊對民間的騷擾。十七日，多爾袞又專門設立防守燕京內外城門的軍隊，“嚴禁士卒搶奪”王先謙：《東華錄》順治2，順治元年五月甲辰。。
滿洲人的風俗習慣之一就是摧發，俗稱剃頭，就是把腦袋四周的頭發皆盡剃光，僅從頭頂向後留起，梳成大辮。自從後金國日益擴張土地，發與否就成為是否降順的標誌。山海關戰後，吳三桂的屬下俱皆發，京東州縣迎降之後也都紛紛剃了頭，但這時發還沒有全麵展開，隻是在占領地區局部實行，因此還沒有引起太大波動。進入北京之後，多爾袞仍然沿用這一傳統做法，以發為歸順，即便“雖稱歸順而不發者”，也“是有狐疑觀望之意”，不能允許。②《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庚寅。“凡投誠官吏軍民，皆著發，衣冠悉遵本朝製度”。②這就使發變衣冠的做法向京畿中原推廣。本來，風俗習慣的形成和變化是潛移默化的過程，並不需要強製推行，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本來也頗被人們蔑視，但終於流行起來。可是，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又是一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主要標誌之一，如果不是在民族間和平共處的情況下互相吸取各自風俗習慣的長處，擯棄各自的短處，而是采取征服者野蠻的高壓手段來強迫被征服民族接受其風俗習慣，那麼對於被征服民族來說，或許本來並無所謂的風俗習慣，此時卻在心理上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抗――因為他們把這當作民族壓迫和征服的標誌。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人看到：“人民之在城中，盡令剃頭”。這引起了百姓的憤怒，有的見人就哭訴：“我究竟犯了什麼罪，竟要被剃頭？於是京畿各占領地區，特別是北京城及其他大城市之中，民情騷動，連朝鮮官員都說，“如此等事，雖似決斷，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頁。多爾袞看到此時自己還立足未穩，自己的政策又引起不利的反響，便做出適當的讓步。五月二十三日，他敕諭兵部說：“以前我因為歸順的百姓不容易辨別，所以下令發，來區分順民和反抗者。如今聽說發極大違背了百姓的意願，這反倒不是我以文教定民的本心了。從今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各隨其便。”《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五月庚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