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各不同群體的漢人心中略為安定，有的地方“聞俱免剃頭之諭，軍民歡呼”。但據宣大山西總督吳孳昌報告，在免發的敕諭下達之後，北京城門內外，一些無賴惡棍仍然遍街摘帽剃頭，搞得人心惶惶。“雖已經禁止，而遠方蚩氓，聞風裹足……將見凡未剃頭者雖欲投誠，不免疑畏，商賈裹足，四方阻絕，甚非一道同風之意。”因此他希望多爾袞“再沛綸音，大通道路，不論已剃未剃，皆得通行都市，庶輦轂之下，萬國來同而行旅輻輳矣”。多爾袞閱後當即批示；
“歸順官民照舊束發，久經傳諭，大同新附，尚未通知，即將發去令旨二十道，先行宣示，仍許謄刻，以便廣布。都門萬國朝宗，五方走集。無論有發無發，自當一體通行。順治元年七月十三日宣大山西總督吳孳昌謹啟為微臣謬膺簡命受事刻不容緩，謹略抒愚臆仰候鑒裁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多爾袞發現不適應形勢的政策措施就立即更改，雖說出自一個政治領袖的韜晦，後來多爾袞曾公開聲稱，“向來頭之製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蔣良騏：《東華錄》卷6，順治二年六月，中華書局，1980年。)但畢竟及時穩定住了局勢，安定了民心，對在北京城站穩腳跟起了積極作用。至於衣冠，也暫時無法“悉遵本朝製度”。山東巡按朱朗曾請求“正衣冠”，說“使不加冠服以臨民，不惟無以表正百姓，凡有時而慶賀朝拜，何以先群吏而立班首？”多爾袞無法，隻得批示，“目下急剿逆賊，兵務方殷，衣冠禮樂未遑製定。近日持旨簡用各官，都且照依明式速製本品冠服，以便謝恩蒞事”。順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山東巡按朱朗謹啟為廣文德以端王化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這樣，衣冠服製也沒有變動，暫時因循明朝舊製。
多爾袞必須兌現自己的諾言――替明崇禎帝發喪，因為他打著這個旗號進關，打著這個旗號爭取吳三桂，打著這個旗號使京東一帶，包括北京不戰而降，這一條是爭取漢人官紳的重要手段，即使一般漢民也會對此表示滿意，因為這至少表明清人對過去的敵人寬宏大量，不念舊惡。此外，在這個幌子下，可以大大激起漢人官紳對農民軍的仇恨，充當多爾袞剿殺農民軍的急先鋒。在範文程等人的督促之下，五月初四日，多爾袞對“故明”的官員、耆老、兵民發下諭旨：
流賊李自成原係故明百姓，糾集醜類，逼陷京城，弑主暴屍，括取諸王、公主、駙馬、官民財貨，酷刑肆虐，誠天人共憤，法不容誅者。我雖敵國，深用憫傷，今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
據說此諭一下，“官民大悅，皆頌我朝仁義，聲施萬代”。《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辛卯。多爾袞即下令從初六日開始，“為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隨議諡號，議葬隧”。禮部侍郎楊汝成稱典禮浩繁，不能獨自擔當，多爾袞便問漢官中誰最賢明，沈惟炳等推舉那位曾建議崇禎帝南遷的李明睿，多爾袞便任命李明睿為禮部左侍郎。李明睿以自己身體不好推辭不幹，多爾袞就對他說；“你們的皇帝還沒有收殮，明天就要讓京城官民人等哭臨，沒有神主？怎麼哭臨？沒有諡號，怎麼立神主靈牌？”
李明睿一聽，痛哭不止。多爾袞就下令在朝房中討論崇禎帝的諡號，並議定朱由檢為懷宗端皇帝(“懷宗”為廟號，“端”即諡號)，周皇後為烈皇後，安奉神主於帝王廟。從初六日開始哭臨，曹溶等五人作為多爾袞肯定下來的五城禦史，在帝王廟“監肅諸議”，其他一些曾投降大順權利的官員如熊文舉、楊枝起、朱徽等都前來致哀。其後，又因田貴妃的墳墓寬大壯觀，就決定不再為崇禎造陵，將他與周後、田妃一同葬於其中；崇禎棺槨居中，周後居左，田妃居右，命名為思陵。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0.十年後，談遷曾訪思陵，見其中“饗殿三楹，奉先帝木主。內殿加峻。”有碑上書“懷宗端黃帝陵”，前頭的“大明”二字為金色，殿上匾額有“思陵”二字，亦為金書，隻是亂草叢生，十分淒涼。談遷：《北遊錄》，“紀文”中華書局，1981年，第248頁。
無論如何，多爾袞此舉的效果是顯著的，漢人官紳無不為此而感激涕零。有人就說，“清兵殺退逆賊，恢複燕京，又發喪安葬先帝，舉國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書，傳不朽矣”。《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4頁，“馬紹愉致吳三桂書”。南明大學士史可法在給多爾袞的信中也寫道：“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後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群黎，且免發之令，示不亡本朝，此等舉動，震古爍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麵，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雲‘感恩圖報’乎？”《明季南略》卷2，［清］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年12月第1版，200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史可法答書”，第143頁。再加上範文程等加意撫綏，遣官護送抗拒農民軍而自殺的大學士倪元璐的家屬扶柩南歸，凡死難諸臣之棺木，又都“次第給文南還”，更使漢人官紳感恩戴德。這樣一係列措施，使多爾袞很快就在北京站住了腳，下一步需要考慮的，就該是遷都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