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這封書信，傳說是江南名士李雯的手筆。昭？：《嘯亭續錄》卷3，第464頁。李雯，字舒章，鬆江府青浦縣人，清初以諸生被推薦為內閣中書舍人，“一時詔誥書檄，多出其手”，特別是招撫地方要員，多爾袞常常借助於他，多爾袞致唐通及致馬科的書信，也出自他手。龔鼎孳曾把他稱為“文妙當世，學追古人之李雯”。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北宋：中華書局，1965年，第475頁。卷4，“李雯”。因此，多爾袞這封書信寫得十分“漂亮”，明明是奪取天下統治權，占領他人的地盤，卻振振有詞，有理有據，其間威脅利誘，無所不至。無論如何，從信中看，多爾袞雖希望招撫江南，和平統一，但此時也已做好了武力征服的準備，甚至威脅要聯合大順軍一起來攻打南明。明末清初尖銳的社會矛盾為多爾袞提供了可乘之機，而多爾袞也巧妙地利用了漢人社會集團間的矛盾衝突。史可法接到信後憂心忡忡：“近見北示，和議固斷斷難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勢尚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向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二，奏疏下“請討賊禦敵以圖恢複疏”第38頁。
這裏還有一段小插曲。這年六月初，弘光權利得知北方消息後，馬士英和史可法商量派人去北京議和，並請朝臣迅速定計，“會集廷臣，即定應遣之官，某文某武，或徑通其主，或先通九酋；應用敕書是何稱謂，速行議，應用銀幣，速行置辦，並隨行官役若幹、各項應給若幹靡費，一並料理完備，刻期起行”，史可法認為消滅農民軍“端在此舉”。《史可法集》卷1，奏疏上，“請遣北使疏”，第27、28頁。於是，馬士英迅即請求朝廷同意，於七月初決定派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祖澤溥組成使團，攜帶酬謝清軍助兵的禮物“金一千兩，銀十萬兩，蟒緞五百疋”以及給吳三桂的禮物一份。還有劉澤清致馮銓、洪承疇、金之俊、吳三桂的書信，馬紹愉、陳洪範給吳三桂的書信等，《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5頁，“天津總督駱養性塘報”。赴北京“修好”。南明此舉，實在是一次蠢舉，是出自南明官紳對大順權利無比仇恨的褊狹心理，從一開始就絕不會收到好的結果；代表團主要成員中除左懋第是個有骨氣的正臣外，馬紹愉乃是崇禎朝主持和議的代表，在清人麵前一貫奴顏媚骨。陳洪範是清方招降的對象，心中早有降清的打算；祖澤溥的親朋好友也大都在清廷效力，派這樣一批人前去議和，隻能體現出弘光權利的軟弱，增強多爾袞統一全國的信心，而不會答應弘光方麵借清軍剿“寇”，然後撤軍的請求。
多爾袞根本沒有認真對待此事的意思。左懋第九月初到德州時就聽說他曾下令，“使臣所過，有司不必敬他，來京朝見。”《左忠貞公剩稿》卷1，“家塾藏稿”，“恭述微臣奉使不屈疏疏。”後駱養性報告使團情況，被內院批示“陳洪範等遠來進貢……”雲雲，隻是被視為區區貢使。［明］左懋第撰，［清］左彤九輯：《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5頁，“天津總督駱養性塘報”。到通縣以後，左懋第等又派人送信給多爾袞，要他們以禮相待，“不以禮接禦書，必不入城”。但多爾袞隻派個禮部官員來迎，並且“徑索禦書，欲先拆看”，說是“凡各國進貢文書，必由禮部看過方入”。弘光權利好歹把清廷看成是對等的，帶來的稱作“國書”，而清廷則把弘光權利貶低一等，把“禦書”呼為“進貢文書。”後來剛林率人到鴻臚寺使團下榻處，讓左懋第等席地而坐，而且因為他們稱弘光帝書信為“禦書”為理由而拒不接受。《左忠貞公剩稿》卷1，“家塾藏稿”，“恭述微臣奉使不屈疏疏”。實際上，多爾袞就根本不想看什麼“禦書”，從史可法九月十五日給他的複信中，他就完全理解了弘光君臣的如意算盤：不想投降而繼續保持明朝之統，希望清軍打壓農民軍，但事畢後須撤退返師，仍為兩國。史可法複多爾袞書亦見《史可法集》及蔣良騏《東華錄》。但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因此，對左懋第等常常威脅要以兵戈相加，最後一麵將他們軟禁，一麵仍發大兵進攻南京。十月二十七日，清方在既不接受“禦書”，又未答應他們謁思陵的請求，隻是在把所帶財物收去的情況下，派兵把他們驅逐回去。但副使陳洪範秘密降清，自己回到南方去做內應，為怕左懋第等回去後泄露真情，就密奏多爾袞拘留左懋第和馬紹愉，使左等於十一月初四日在滄州以南被截住去路，押解回京，獨放陳洪範南還。可悲的是，左懋第不僅無法完成使命，甚至在壯烈就義時都不知道，由於他的副使叛變投敵，才把他送上斷頭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