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一、明末“三大案”以及黨爭。
黨爭，是明王朝留給多爾袞的一項遺產。
明朝萬曆後期，就是太祖努爾哈赤起兵的那個時節，在明朝宮廷裏出了“三大案”，這三案又都是圍繞著立儲發生的。本來這些都是朱家的私事，與旁人無幹的，但卻偏偏引起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們無休止的紛爭。
第一個案子叫做“梃擊案”。一個莫名其妙的男子揮舞著一根棗木棍，直奔東宮太子所居的慈慶宮而來，簡直如入無人之境。是不是一直對太子常洛懷恨在心、希望己子常洵繼承皇位的鄭貴妃主使的呢？以王之為首的一派與以劉廷元為首的一派爭執不休，最後隻好馬虎了事。第二個案子叫做“紅丸案”，是因為朱常洛一直沉湎於酒色，淘虛了身子，繼位不久便臥床不起，內醫下了瀉藥，又一天三四十次地瀉肚。這時大學士方從哲推薦李可灼獻上紅丸，不想光宗服後卻一命嗚呼，東林黨人孫慎行以及楊漣、左光鬥等紛紛指責方從哲等，又引起一場爭鬥。第三個案子叫做“移宮案”，是說光宗的選侍李氏企圖在光宗死後掌握大權，因此拒不搬出乾清宮，楊漣、左光鬥以乾清宮為皇後所居，李氏居住不合儀製，疏請移宮，而對立的官員以光宗屍骨未寒就逼迫遺孀，未免過分。最後還是新皇帝朱由校出麵支持前者，迫李選侍移居噦鸞宮，才算了事。
其實，雙方為這些事大動肝火，實在是為著自己一派的利益、地位，並非真正為了國家。但以在“爭國本”中被黜的顧憲成為代表的東林黨人――包括中央和地方、在朝和在野的許多官紳――卻相對清正一些，個人品行節操也要好一些，而浙、齊、楚、昆、宣諸黨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就要低得多，後來的閹黨則更是人民的對立麵了。
熹宗登位後，東林黨一時得勢，但卻遭到以司禮太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嫉恨。這股惡勢力的危害遍及全國，引起各階層人民的不滿，東林黨人也紛紛上書彈劾。魏忠賢惱羞成怒，令手下人首先逮捕東林黨魁楊漣，左光鬥、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在獄中折磨至死。後又捕殺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把一切反對閹黨的人都扣上東林黨的帽子，輕則流放，重則砍頭。以前的“三大案”又全部翻了過來，還編了《三朝要典》，昭示東林的“罪惡”。這部書有三位閹黨總裁，其中之一便是後來在清初頗得重用的涿州人馮銓。
朱由檢上台之後，頗想有所作為。於是他順應大家的意思，懲辦了閹黨，為東林恢複了名譽。但是，黨爭卻在崇禎朝依然如故。在入閣人選的問題上，禮部尚書溫體仁和侍郎周延儒合謀，用不正當的手段把東林領袖之一錢謙益踩了下去，引起了東林黨人的不滿，後來又搞了袁崇煥、錢龍錫的冤獄，起用被黜的閹黨，打擊東林的姚希孟、文震孟，雙方仇鬥，不減天啟間。後來溫體仁下台，周延儒複相，把閹黨有牽連的馬士英放了鳳陽督師，為後來迎福王、翻逆案埋下了引線。
到清兵占據了華北，南明弘光權利雖然僻居一隅，黨爭卻仍然不斷。在立福王還是立潞王的問題上，東林黨及其東林後人的複社支持史可法立潞王，阮大铖等逆案中人支持馬士英立福王，結果是後者得勝。在民族危難之際，馬阮之流翻逆案，立順案(專門處罰投降過李自成大順權利的東林、複社中人)，把黃道周、陳子龍等排擠出朝，又圍繞僧大悲之獄、偽太子，偽皇妃這“南渡三大案”，雙方爭鬥激烈，使弘光朝的政治烏煙瘴氣、一塌糊塗。如此權利，怎能不迅速敗亡？至於南明的其他幾個權利，特別是永曆小朝廷，也是黨爭不斷，在大敵當前，自己的生存都很成問題的情況下，居然還有精力互相傾軋，而不能求同存異。了解了這些，對南明權利接二連三地出現，又接二連三地覆亡，沒有一個能支撐殘局，完成反清複明大業的原因，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了。二、“南北黨爭”
(一)重用舊人：黨爭原因之一。
我們如此追述故明的黨爭曆史，不僅是想說明多爾袞入關乃至統一中國成功的一個因素就是利用了漢人官紳內部的矛盾衝突，而且是使人們了解清初黨爭的曆史淵源，因為清初漢官之間的鬥爭，基本上是明末黨爭在新形勢下的繼續。
多爾袞進入北京之後，對故明官員廣為招徠，多以原官重用，這些降清官員中既有閹黨餘孽，又有清流後人。如閹黨“名人”之一馮銓，在接到多爾袞招他的書信後，立刻動身前來朝見，多爾袞賜他衣帽、鞍馬、銀幣等，以示信任，《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辛醜。使其成為清初黨爭中的主要角色。其他如搶先發變衣冠的孫之獬、李若琳，都同屬閹黨。南京被清軍攻克之後，馮銓薦舉阮大铖、蔡奕琛、張捷、楊維垣、鄒之麟，“皆東林異己也”，在阮大铖名下，還特別注上“江南第一才子”六個字。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下”，“弘光”，中華書局，1982年，第24頁。另外他還沿襲明末以地分黨的傳統，大力舉薦山東、北直、山西、河南等省的舊官，基本上都為多爾袞量才錄用。後來與馮銓聯手打擊南方官員的劉正宗，山東安丘人，也是南京失守後降清，任以原官的。
原屬東林黨的官員在社會上名望較大，自然屬於多爾袞重點征求的對象，這部分人原籍多在江南，因此江南落入清軍之手後，他們當中降清的也不在少數。如陳名夏為馬、阮立順案所逼，徘徊於浙、閩，豫、皖之後，於順治二年為王文奎舉薦入朝，頗得多爾袞賞識，到順治五年擔任了吏部的第一任漢人尚書，成為南方官員的領袖。龔鼎孳是江南名士，他投降過李自成，又是李自成退出北京後第一批降清的官員之一，用他的話來說，“爾時草昧初辟，六垣皆虛無人……臣早暮拮據，罔辭瘁”，龔鼎孽《定山堂文集》卷3，“再乞歸養疏”。為多爾袞穩定國內局麵立下了汗馬功勞，後來他屢為南方人說話，與馮銓等爭鬥。被清內院諸臣稱為“江南人望”的錢謙益曾歎道：“長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幾死”，說的就是他努力為傅山、陶汝鼐、閻爾梅開脫的事。吳偉業也說他“傾囊橐以恤窮交，出氣力以援知己”，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5，“龔鼎孳”，第553頁。實際上他這個人朝秦暮楚，品行實在不敢恭維。錢謙益、吳偉業，李雯等江南名士、東林或複社的黨魁也都紛紛降清，實際上就把明末的結黨營私問題帶到清初來。後來重開了科考，大批江南士子湧入政府，如順治四年會試，中試者三百人，江南士子將近一半，鼎甲皆江南人。這本是明朝就有的趨勢，但卻成為黨爭中南方官員的雄厚後備力量。這樣，明朝遺留下來的閹黨與東林之間黨爭的餘波，表麵上卻表現為南北兩地官員的派係之爭。
多爾袞不是不知道這些情況。順治元年六月，他就發布令旨，說明朝之所以滅亡，都是由於內外官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不賢者多夤緣幸進”。《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丙子。七月十四日，他在批複向玉軒的上疏時曾說，“至於前朝弊習，每以門戶為職掌，以恩仇為功罪”。順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吏科給事中向玉軒等啟為官職既行裁省。才品愈宜精核，謹陳甄別之法以清吏治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同月，他又諭官民人等說：“薦舉者公道，則所薦必賢，社稷蒼生，並受其福；舉者不公，則結連黨羽，引進親朋，或受囑托，混淆名實，標榜虛名，誤國妨賢，以此為最”，因此下令嚴格薦舉。《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甲寅。順治二年閏六月，多爾袞曾問幾位大學士：
“明朝都說分黨，要是同心為朝廷，這等的黨也是好的。”
大學士李建泰連忙發表自己的見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從國家百姓起見，這是和，從身家私欲起見，這是同。和與同原有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