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年前我答應三聯書店在適當的時候出版《隨想錄》的合訂本，當時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書，自己並沒有信心。說實話，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門在半路上，感到進退兩難。我知道老是嘮嘮叨叨，不會討人喜歡，但是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在肚裏化掉，我並無這種本領。經常有一個聲音催促我：“寫吧！”我不斷地安慰自己：“試試看。”隻要有精神，有力氣，能指揮筆，我就“試試看”，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終於寫完了最後一篇“隨想”。我擔心見不了天日的第五卷《無題集》也在嘰嘰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過荊棘叢生的泥濘小路，進入燈燭輝煌的“文明”書市和讀者見麵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今後呢，五卷書會走它們自己的路，我無能為力了。這大概是我所說的“適當的時候”吧。那麼我答應為合訂本寫的“新記”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一百五十篇長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自己說是“無力的叫喊”，其實大都是不曾愈合的傷口出來的膿血。我擠出它們不是為了消磨時間，我想減輕自己的痛苦。寫第一篇“隨想”，我拿著筆並不覺得沉重。我在寫作中不斷探索，在探索中逐漸認識自己。為了認識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來想減輕痛苦，以為解剖自己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把筆當做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卻顯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為我感到劇痛。我常說對自己應當嚴格，然而要拿刀刺進我的心窩，我的手軟了。我不敢往深處刺。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卻是十年創傷的膿血。我知道不把膿血弄幹淨，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樣的膿血。我們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樣的命運。不用我擔心，我沒有做好的事情，別的人會出來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會有人走到我的前頭，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寫完五卷書我不過開了一個頭。我沉默，但會有更多的作品出現。沒有人願意忘記二十年前開始的大災難，也沒有人甘心再進“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們解剖自己，隻是為了弄清“浩劫”的來龍去脈，便於改正錯誤，不再上當受騙。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別人，免得將來重犯錯誤。
二
怎麼我又講起大道理來了！當初為香港《大公報》寫稿的時候我並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隨想錄》是從兩篇談《望鄉》（日本影片）的文章開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來訪的日本演員栗原小卷，對她說，我看了她和田中絹代主演的《望鄉》，一連寫了兩篇辯護文章，以後就在《大公園》副刊上開辟了《隨想錄》專欄，八年中發表了一百五十篇“隨想”。我還說，要是沒有看到《望鄉》，我可能不會寫出五卷《隨想錄》。其實並非一切都出於偶然，這是獨立思考的必然結果。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六十年代我寫不出它們。隻有在經曆了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政治運動之後，隻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裏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換了麵貌，我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隻要靜下來，我就想起許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鄉》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談怪論，中央電視台召開了座談會，我有意見，便寫了文章。朋友潘際坰兄剛剛去香港主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他來信向我組稿，又托黃裳來拉稿、催稿。我看見《大公園》上有幾個專欄，便將談《望鄉》的文章寄去，建議為我開辟一個《隨想錄》專欄。際坰高興地答應了。我最初替《望鄉》講話，隻覺得理直氣壯，一吐為快，並未想到我會給拴在這個專欄上一寫就是八年。從無標題到有標題（頭三十篇中除兩篇外都沒有標題），從無計劃到有計劃，從夢初醒到清醒，從隨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別人指揮，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拿起筆來，盡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裏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個時期提起它我就肅然起敬，高呼“萬歲！”可是通過八年的回憶、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過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圍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筆經常碰到我的傷口。起初我攤開稿紙信筆寫去，遠道寄稿也無非為了酬答友情。我還有這樣一種想法：發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負擔。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我邊寫、邊想、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隻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寫《總序》的時候，我並不覺得筆沉重，我也沒有想到用“隨想”做武器進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