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不是戰士。而且就在《隨想錄》開始發表的時候，我還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稱“文革”為“偉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國報刊上，在人們的口頭上，“偉大的”桂冠總是和“文革”連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萬歲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裏我已經看出那頂紙糊的桂冠不過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終於給撥開了，即使是睡眼矇矓，我也看出那個“偉大的”騙局。於是我下了決心：不再說假話！然後又是：要多說真話！開始我還是在保護自己。為了淨化心靈，不讓內部留下肮髒的東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們汙染空氣。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淨化空氣，單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大家都有責任。我們必須弄明白毛病出在哪裏，在我身上，也在別人身上……那麼就挖吧！
在這由衰老到病殘，到手和筆都不聽指揮、寫字十分困難的八年中，“隨想”終於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說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獲，但是我的書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這個病廢的老人居然用“隨想”在荊棘叢中開出了一條小路。我已經看見了麵前的那座大樓：“文革博物館”。
三
我說過“隨想”是我的“無力的叫喊”。但五卷書卻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為它們的命運作任何安排。既然它們“無力”，不會引起人們注意或關心，那麼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吧。在我們這樣大的文明古國，幾聲甚至幾十聲間斷的叫喊對任何人的生存都不會有妨礙。它們多麼微弱，可以說是患病老人的歎息。
絕沒有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唧唧喳喳傳到我的耳裏。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情，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我反複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說是“百家爭鳴”，為什麼連老病人的有氣無力的歎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懷著好意勸我盡早擱筆安心養病。我沒有表態。“隨想”繼續發表，內地報刊經常轉載它們，關於我的小道消息也愈傳愈多。仿佛有一個大網迎頭撒下。我已經沒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了，隻好站直身子眼睜睜看著網怎樣給收緊。網越收越小，快逼得我無路可走了。我就這樣給逼著用老人無力的叫喊，用病人間斷的歎息，然後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館”來。
為什麼會有人那麼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隻有在頭一次把“隨想”收集成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七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隨想”“文法上不通順”，又缺乏“文學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們的一句話使我開了竅，他們責備我在一本小書內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原來都是為了“文革”。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為什麼內地版的《真話集》中多一篇《鷹的歌》？我寫它隻是要自己記住、要別人知道《大公園》上發表的《隨想錄七十二》並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動它，塗掉一切和“文革”有關的句子。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難道是在影射什麼？！或者在替誰翻案？！為什麼也犯了忌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