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認識胡風到“三批材料”發表的時候大約有二十年吧。二十年中間我們見過不少次，也談過不少話。反胡風運動期間我仔細回想過從前的事情，很奇怪，我們很少談到文藝問題。我很少讀他的文章，他也很少讀我的作品。其實在我這也是常事，我極少同什麼人正經地談過文藝，對文學我不曾作過任何研究，也沒有獨特的見解。所以我至今還認為自己並不是文學家。我寫文章隻是說自己想說的話；我編輯叢書隻是把可讀的書介紹給讀者。我生活在這個社會，應當為它服務，我照我的想法為它工作，從來不管理論家講了些什麼，正因為這樣我才有時間寫出幾百萬字的作品，編印那許多叢書。但是我得承認我做工作不像胡風那樣嚴肅、認真。我也沒有能力把許多有才華的作家、詩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我欽佩他，不過我並不想向他學習。除了寫書，我更喜歡譯書，至於編書，隻是因為別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風，他把培養人材當做自己的責任。他自己說是“愛才”，我看他更喜歡接近主張和趣味相同的人。不過這也是尋常的事。但連他也沒有想到建國後會有反胡風運動，他那“一片愛才之心”倒成為“反革命”的罪名。老實說這個運動對我來說是個晴天霹靂，我一向認為他是進步的作家，至少比我進步。靳以跟他接觸的機會多一些，他們見麵愛開玩笑，靳以也很少讀胡風的文章，但靳以認為胡風比較接近黨，那是在重慶的時候。以後文協在上海創刊《中國作家》雜誌，他們兩個都是編委。
我很少讀胡風的著作，對他的文藝觀也不清楚，記得有一次他送我一本書，我們談了幾句，我問他：為什麼別人對你有意見？他短短地回答：“因為我替知識分子說了幾句話。”這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後來就到香港轉赴解放區了。我讀到他在香港寫的文章，想起一件往事：一九四一年春天我從成都回重慶，那是在“皖南事變”之後，不少文化人都去了香港。老舍還留在重慶主持抗戰文協的工作，他囑咐我：“你出去，要告訴我啊。胡風走的時候來找我長談過。”胡風還在重慶《新蜀報》上發表過五言律詩，是從香港寄來的，前四句我今天還不曾忘記：“破曉橫江渡，山城霧正濃，不彈遊子淚，猶抱逐臣忠。”寫他大清早過江到南岸海棠溪出發的心情，我想起當時在重慶的生活。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也到海棠溪搭汽車，不過我是去桂林。不到兩年我又回到重慶，仍然經過海棠溪，以後就在重慶住下來。胡風早已回重慶了，他是在日軍攻占香港以後出來的，住在重慶鄉下，每逢文藝界抗敵協會開理事會，我總會在張家花園看見他。有時我參加別的會或者社會活動，他也在場。有一天下午我出席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魯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紀念會。會場在民國路文化生活社附近，宋慶齡到會，中蘇文協的負責人張西曼也來了，雪峰、胡風都在。會議照預定的議程順利進行，開了一半宋慶齡因事早退，她一走會場秩序就亂了，國民黨特務開始圍攻胡風，還有人誹謗在上海的許廣平，雪峰出來替許先生辯護，準備搗亂的人就吵起來，張西曼講話，特務不聽，反而訓他。會場給那夥人霸占了，會議隻好草草結束，我們幾個人先後出來，都到了雪峰那裏，雪峰住在作家書屋，就在文化生活社的斜對麵。我們發了一些牢騷，雪峰很生氣，胡風好像在嚴肅地想什麼。我勸他小心，看樣子特務可能有什麼陰謀。像這樣的事還有好些，但是當初不曾記錄下來，在我的記憶裏它們正在逐漸淡去，我想追記我們交往中的一些談話，已經不可能了。
二
解放初期我和胡風經常見麵。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們不是一個團，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團。九月參加首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我們從上海同車赴京，在華文學校我們住在相鄰的兩個房間。我總是出去找朋友，他卻是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們常在一起開會，卻很少做過長談。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鮮，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說好要和我同行，後來因為修改為《人民文學》寫的一篇文章，給留了下來。記得文章叫《身殘誌不殘》，是寫誌願軍傷員的報告文學。胡風同幾位作家到東北那所醫院去生活過。我動身前兩天還到他家去問他，是不是決定不去了。我到了那裏，他們在吃晚飯，家裏有客人，我不認識，他也沒有介紹。我把動身日期告訴他，就告辭走了。我已經吃過飯，提了一大捆書，雇的三輪車還在外麵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我剛到朝鮮，不便回國參加，就請了假。五個月後我才回國。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風一起出席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們兩個都是四川省選出的代表，常在一處開會，見麵時覺得親切，但始終交談不多。我雖然學習過一些文件，報刊上有不少關於文藝的文章，我也經常聽到有關文藝方針、政策的報告，但我還是一竅不通。我很想認真學習，改造自己，丟掉舊的，裝進新的，讓自己的機器盡快地開動起來，寫出一點東西。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會，但又動腦筋躲開一些會，結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參加許多會，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時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寫作的時間。最近這段日子由於難治的病，準備擱筆，又給自己的寫作生活算一個總賬，我想起了下麵的三大運動，不由得渾身戰栗，我沒有在“胡風集團”、“反右鬥爭”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進深淵，這是幸運。但是對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樣替自己解釋呢？
三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館，我到場祝賀。兩年半未去北京，見到許多朋友我很高興，可是我行動不便，隻好讓朋友們過來看我。梅誌同誌同胡風來到我麵前，她指著胡風問我：“你還認得他嗎？”我愣了一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他完全變了，一看就清楚他是個病人，沒有什麼表情，也不講話。我說：“看見你這樣，我很抱歉。”我差一點流出眼淚，這是為了我自己。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過他，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不曾償還欠下的債，感到慚愧。我的心情隻有自己知道，有時連自己也講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胡風由他女兒陪著來了，坐在對麵一張桌子旁邊。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臉上，我找不到那個過去熟悉的胡風了。他呆呆地坐在那裏，沒有動，也不曾跟女兒講話。我打算在休息時候過去打個招呼，同他講幾句話。但是會議快要告一段落，他們父女就站起來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們，我有多少話要講啊。我好像眼睜睜地望著幾十年的歲月遠去，沒有辦法拉住它們。我想起一句老話：“見一次就少一次。”我卻想不到這就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麵。
後來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電報托人代我在他的靈前獻一個花圈，我沒有講別的話，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我終於失去了向他償還欠債的機會。
但賴賬總是不行的。即使還債不清或者遠遠地過了期，我總得讓後人知道我確實做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補償過去對亡友的損害。
胡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讀他的夫人梅誌寫的《胡風傳》，很感動，也很難過。他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他當時說過：“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會“心安理得”吧。這個冤案的來龍去脈和它的全過程並未公布，我也沒有勇氣麵對現實，設法知道更多的詳情。他們夫婦到了四川，聽說在“文革”期間胡風又坐了牢，最後給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來。在《文彙月刊》上發表的梅誌著作的最後一部分，我還不曾讀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寫出，而且我也沒有時間弄清楚我應當知道的一切了，留給我的不過兩三年的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