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清正狡黠地笑了一下：“小周，別忘記咯，我們不是英國。”
我仍不死心，想進一步說服他。這時楊夫人已經在招呼大家吃飯了。楊清正乘機下台階，拉著我的手打哈哈兒：“來來，喝酒喝酒，老戰友咯，一醉解千愁哇！”
酒菜甚豐。我毫不客氣地吃喝著，因為這是楊夫人親手做的，而何倩是她的大救星。
楊清正摘了助聽器，也就沒法與之交談了。但他自己說得不少，特別是喝了兩小盅湖南的省優名酒白沙液之後，也發了不少牢騷。
“小周，你是作家，那個電影是你寫的吧？《從奴隸到將軍》。我建議你咯，再寫一個，叫做《從將軍到奴隸》！”
我連忙解釋，不是我寫的，但他聽不清。不過，從他這一句話裏，倒也能聽出他發牢騷的驚人程度。
我希望他僅僅是對“文革”中的遭遇有氣兒，而不要對老幹部離退休不滿。
楊夫人告訴我，他們現在生活很好，這個柑桔園是老幹部休養所的地方，每家有十四棵桔子樹，一年能收五六百斤無籽蜜桔，存進窖裏，能吃到來年五月。還有半畝菜地，二分花壇，老兩口兒除了鬆土、澆水、摘菜這些活動身子骨的項目之外，老楊還天天寫大字練書法……她講這些話，老楊似乎聽得見，頻頻點頭，摻著苦笑，漸漸地喝多了，被那位現代派的兒媳婦一把奪走了酒盅。
飯後，老楊請我看他寫的大字條幅。還處於練習階段。不知為啥，寫得最多、也是寫得最好的四個大字，卻是鄭板橋的：難得糊塗。
當我重提誌願軍戰俘的時候，他就鼓搗自己的助聽器，好象這玩藝兒常出毛病，需要隨時修理……如此反複三次，我也就死了這條心啦。楊夫人催老伴兒按時睡午覺，叫我也到隔壁屋裏去睡一會兒。我起身告辭了。
楊清正單獨把我送了很遠，又沒戴助聽器，也就無可交談。一路上，我看得出他實在是老了，臉上手上有很多黑痣般的老年斑，凹胸駝背，呼吸帶有濃重的痰喘，兩隻腳在水泥小路上也有點象“搓板步”了……我幾次勸他留步，他站下喘喘氣，還要送。
終於送到了柑桔園的邊緣，他說這是每天散步的路程。握別的時候，他的眼睛忽然濕潤了，問我：“這一生，還能見麵嗎？”
我心裏也怪不是滋味兒，叫了聲：“老首長！多保重吧。”
他拉著我的手不放，眼淚終於流了下來。
我第一次看見他以平等的身份，以誠懇的態度對我說話：“也許這是最後一次見麵咯。周仲明同誌，我做過對不起你的事情。更對不起何倩，還有李茶花！還有……還有……還有……見了麵，替我說一聲咯。”
回到北京，我把這些話告訴了何倩。她沒再生氣，但也沒有表示對楊清正的絲毫寬恕和同情。
“你往重慶寫封信轉告茶花吧！”
“還不如你把姓楊的、姓白的都寫進小說裏去呢。”
“我這篇小說大概寫不成了。也許要等到二年再寫。”
何倩笑了：“今年是一九八六，我看你一定能活到二十一世紀。”
“當然！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你、我、李茶花和廖渝生，還都不到七十歲哩！”
“那時候的青年人，也許並不關心咱們這一代的痛苦了，不喜歡你寫戰俘的小說了。”
是啊，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命運。人們的喜怒哀樂總是會有的，不過，我敢斷言，由愚昧造成的痛苦，必將慢慢地減輕。
1986，8，8，寫於北京，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