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麼是跳出框框想
——從“錢思公常被愚弄”談起
宋朝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在他所著的《日知錄》一書中，記述了他在洛陽任職時親眼見到的這樣一件事。
富有的錢思公生性節儉。他有好幾個兒子，盡管他們一個個都已經長大了，除了逢年過節之外，很難得到一點零花錢。錢思公有一個用珊瑚雕刻成的很精致的筆架，是他最心愛的東西。平時總是放在書桌上，每天他都要觀賞一番。要是哪一天筆架不見了，他就會心緒不寧、坐臥不安，然後就會懸賞一萬枚錢尋找這個筆架。他的幾個寶貝兒子很快就摸準了這一點。如果誰缺錢花了，誰就會偷偷把筆架藏起來，等錢思公懸賞一萬枚錢尋找的時候，就拿出來說是從外麵的小偷那裏追查回來的，於是就能得到一萬枚錢的賞金。過上一段時間，如果又有哪個兒子沒錢花了，就又會這樣如法炮製一番。這樣的事，在錢思公家裏，一年至少要發生六七次。在敘述完這件事以後，歐陽修發表感慨說：錢思公純潔無暇的品德令人讚歎，可惜他常被不孝的兒子們愚弄。
錢思公為什麼常會被這樣不孝的兒子們愚弄呢？從他的思想上來找原因，這主要是因為他心愛的珊瑚筆架一次又一次地失而複得，在他的頭腦中已逐漸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框框：“我的這個筆架很值錢，外麵的小偷總想把它偷走。隻要我懸賞一萬枚錢，我的兒子就能把它找回來。”錢思公頭腦裏的這個“無形的框框”就是思維科學中所講的思維定勢。
我們再來看一個更加直觀、明顯的例子。如果問：由兩個阿拉伯數字“1”所能排列成的最大的數是多少，誰都會立即回答說：是“11”。如果又問：由三個“1”所能排列成的最大的數是多少，大家也會迅速回答：是“111”。如果再問：由四個“1”所能排列成的最大的數是多少。這時，很多人依然會很快就類推出答案說：是“1111”。這對嗎？隻要稍有一點數學知識的人都能判斷，這樣的回答是錯誤的。四個阿拉伯數字“1”所能排列成的最大的數何止“1111”！它們能排列成“11”的“11次方”，即“11（11上標）”。為什麼很多人都會答錯呢？原因也在於，他們在思考過程中已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
下麵我們看一個農業科技研究中的實際事例。
法國的養蠶業在19世紀中期曾一度陷入了一場可怕的危機：快要結繭的蠶，身上長出一粒粒像胡椒麵一樣的小斑點，然後便一批批地萎縮死去。這種蠶瘟延續了20年時間，法國的養蠶業日益瀕臨毀滅的境地。法國政府應廣大蠶農的要求，先後請了不少對昆蟲深有研究的專家來商量如何對付此事，其中還包括請了大名鼎鼎的昆蟲學家法布爾。專家們根據自己積累的知識和經驗，提出了不少長期以來對付此類現象行之有效的辦法，比如用煤油的氣味去熏蠶吃的桑葉；將硫磺、木炭灰、甚至煙灰撒在蠶的身上，等等。盡管這一類的辦法采用了不少，還是沒有什麼效果。
後來在1865年秋，法國政府又請來了化學家巴斯德。巴斯德對昆蟲學一竅不通，他毫不掩飾自己缺乏關於昆蟲方麵的知識，虛心地向法布爾請教。經過對病蠶的反複觀察，他認為蠶瘟很可能與蠶身上的小斑點有關。他將病蠶和健康蠶分別加水磨成漿，然後放在顯微鏡下仔細察看。他發現，病蠶的表皮和內部組織裏有一種棕色的微粒，這是一種橢圓形的細菌。健康的蠶身上卻沒有。巴斯德意識到，蠶瘟正是這種傳染性細菌引起的。他在分析了蠶生長發育的各個階段的特點以後認為，必須在蠶蛾產卵的階段就采取措施。他采取的措施是：將每一個蠶蛾產的卵都隔離開，凡是在顯微鏡下發現有那種橢圓形細菌的都立即燒掉；沒有那種細菌的則保留下來作為蠶種。蠶農們按照巴斯德的這種做法，經過六年的努力，終於消滅了蠶瘟，使法國的養蠶業又呈現出了蓬勃發展的生機。
法布爾得知巴斯德製服了蠶瘟的消息後大為吃驚。他既對自己隻是沿用一套老辦法殊覺遺憾；也對巴斯德這位昆蟲學的門外漢竟然完成了這一創舉深感欽佩。後來法布爾曾發表感想說：“巴斯德真是個了不起的承認一無所知的榜樣……看來，開始時對某個問題一無所知，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理想起點。”
就法布爾這句話的基本意思，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他根據自己親身經曆，深刻地表達了這樣的思想：看來，開始思考某個問題時，不受思維定勢的束縛，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理想起點。
當一個人在思想上形成了某種思維定勢，打個比方來說：那就好像在頭腦中築起了一條思考某一類問題的慣性軌道。有了它，再思考同類或相似問題的時候，思考活動就會憑著一種慣性在軌道上自然而然地往下滑。
思維科學上研究的思維定勢來自心理學上研究的心理定勢。心理定勢這種心理現象最早是由德國心理學家繆勒發現的。他提出，在人的意識中出現過的觀念，有一種在意識中再重複出現的趨勢。他曾經通過大量的實驗來證明心理定勢的存在。比如，讓一個人連續10次到15次手裏拿兩個重量完全相等的球，然後再讓他拿兩個重量有差別的球，他也會感知為完全相等。反過來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