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我代理四川布政使。
藩司衙門款項不清已經不止一年，琦相接任總督後，奏請逐項清查。藩司陳士枚是我的同年，性情一向古板而固執，對錢穀之事一竅不通，每報告一項，都要被琦相駁回。督撫排班參見的時候，往往一說就是幾個時辰，可是意見仍然不能統一；意見相左，當然也就不能總是心平氣和。陳士枚覺得和琦相無法共事，我夾在中間也不好說什麼。幸好陳士枚不久就升任陝西巡撫，得以逃離這個讓他尷尬的地方。
我代理藩司後，見所辦款項的賬目，本來就沒寫清楚，根本無法核對。於是我就在藩司衙門的東花園設立清查局，派候補通判陸璣、候補知縣馮繼曾負責清查，又派熟悉文案的書吏帥學孔等人查卷清款。本衙門的賬目不全，就到總督衙門檔案室提取，總督衙門不全，就到外州縣提取，一定要弄清楚每一項支出用在哪一年用在哪裏，抓住線索一直追查到底。截至現在，庫中存款應是多少，稽查庫中如果數目相符，那麼這一項就算無誤；如果賬目中還有結餘，而庫中並無存款，那就一定要追究這筆錢因為何事而被挪用了，直到追還借款，這一項才算清楚。晝夜不停地清查了半年，將幾百項賬目全部厘清，我提請琦相複核，並據實奏明皇上，由承辦書吏簽字畫押，保存在我的文件箱中以備稽查，所有承辦委員分別予以獎勵。
庫存原有閑款兩萬多兩，王兆琛任藩司時，不能約束子弟，這些人於是將這筆閑款提走一萬多兩，其中一個書吏就分了五千多兩。後來這個書吏因另外的事情被革職後不服，就到總督衙門揭發了這件事。琦相命令藩司衙門查辦此事，陳士枚交給成都知府怡昌審理，因為此案關係到高級官員監守自盜，罪名太大，主審官不敢追查到底。我清查庫款時，正好被革退的書吏又到總督衙門催審此案，琦相再次嚴令藩司衙門加快進度。我派知州羅次垣就在藩司衙門審理此案，終於查得官吏們貪贓自肥的具體情形，我勒令書吏限期退還贓款。贓款入庫後，我寫信給已任山西巡撫的王兆琛，並將書吏的供詞，還有已經入庫的款項賬目一並抄寄給他。王兆琛接到信後，派馬弁黃守備送來八千兩銀子，但在回信時仍然遮遮掩掩。我再次回信說：“書吏膽敢誣陷官員，罪在不赦，如果他敢誣陷您，我就詳細奏明聖上後徹查此事，還您一個清白。”王兆琛收信後非常恐懼，來信認錯並將尾項繳清，這個案子才算了結。事後，我用附片奏明了皇上。
犍為縣縣令朱在東因為一個案子被撤職，經後任查出虧空正雜款項共九萬多兩。朱在東揚言告到北京去，原因是曆任將軍、總督、“兩司”以及各道府都收過他的饋贈，縣衙中有賬可查，現在鬧了虧空，要賠大家一起賠。琦相因為這起案件牽涉封疆大吏和各方大員，感覺無從下手，陳士枚更是畏首畏尾，一拖就是小半年。我對琦相說：“夜長夢多日久生變，這個案子，如果我們不搶在前麵參奏皇上，一旦讓姓朱的搶在前麵，我們就被動了；到時候就算再參奏，那也成了被控後的反控——皇上就會懷疑我們的彈劾是事後捏造的。”琦相考慮了幾天，然後對我說：“您說的有道理。”於是就立即奏明皇上，請求將朱某撤職並限期歸還虧空款項，等到欠款歸庫後，再懇求皇上開恩免罪，用語也極為平淡。
但是，這筆款項數目實在太大，靠朱在東一個人肯定難以還上。鹽道吳我鷗和朱在東是同年，在京城時兩人關係非常密切，犍為縣的鹽務屬吳我鷗專管，朱在東除了通常陋規外，還經常額外有饋贈，以增進感情。等到事情敗露後，朱在東首先揭發的就是吳我鷗。吳我鷗非常難堪，坐著轎子前去拜訪朱在東，朱在東也不出來迎接，而是頭上戴著白色的繡花氈帽，身上穿著綠色的袍子，大模大樣地坐在榻上見吳我鷗，讓吳我鷗更加無地自容且毫無辦法。
我將建昌道林樹恒調到省城，將朱在東的行為告訴林道台，讓他開導開導朱在東。林樹恒是朱在東的頂頭上司，平時與朱在東的關係也不錯，這個時候當然不能置身事外。幾天後，林樹恒對我說：“朱縣令想見您，您認為可以嗎？”我回答說行。
朱在東到達後，我就問他：“你虧空正雜款項九萬多兩，罪行嚴重，反倒自認為有理，難道不虧空的反而無理嗎？況且，我聽說你以送出的陋規來控告上司，並且說有賬可查。賬本在你的手中，你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實話說吧，你鬧虧空，並不是送陋規落下的。據我所知，你窮奢極欲、無所不為，每天睡到下午四點左右才起床，夜晚則一夜不眠；命案犯人從正月等到冬月，你一次也沒有提審，老百姓遞來的狀紙，你一律束之高閣；縣衙前賣熟食的小販從天黑時開始營業，整夜燈火通明，縣裏人稱之為鬼市。就憑這幾條，我就能要你的命，你相信嗎？”
朱在東嚇得跪在地上不住叩頭。我看他已經沒有了先前的囂張氣焰，就轉而寬慰了他幾句，讓他下去。我又對吳我鷗說：“這個案子，你不放點血，看來是不能了結的。你們得了朱在東的好處，雖然不能全部退回，但如果不幫他一把，難保他不鋌而走險。”於是分派廉敬出六千兩，潘鐸出八千兩、王兆琛出八千兩、林樹恒出三千兩，嘉定知府邵勷出三千兩，朱在東將自己在省城置辦的兩處房產抵了五千兩，接任的犍為縣縣令承擔了一些，剩下的就全部由吳我鷗包下。虧空填上後，案子算是了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