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寧一帶，很久以前就受到野番的滋擾，黃河以南，野蕃的黑帳越來越多。甘州、涼州、肅州、西州四府都不堪其擾，就連馬廠繁殖的馬匹，也幾乎被搶掠一空。提督、總兵等將領，總是報喜不報憂。居民被害的很多，以前雖然幾次查辦，而番賊的窩巢，如柯柯烏蘇、額爾貢等地方，從來沒有官兵去過，不過是浪費軍餉，捏造戰況報功而已。所以賊匪膽子越來越大，視官兵如兒戲。再加上熟番、漢奸以及蒙古、回族部落互相勾結，竟然侵擾到甘涼大道。來往的大員都飽受驚擾，連新疆駐軍的軍需物質都被他們搶走了，簡直不成體統。
我三月到達甘肅時，琦相就有了剿辦賊番的想法，他整天在校場練兵，不回總督衙門，也不和人商量。因為軍務非我藩司職責，我也就不便過問。等到琦相命令我籌餉運糧，我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七月中旬，琦相上奏委托我暫時代理總督衙門事務，劄文結尾抄錄奏稿，裏麵有“酌帶官兵一千二百員，巡查邊卡，遇賊剿辦”的話。我和按察使明誼一齊拜見琦相，勸說道：“番賊肆虐，依法必誅。隻是番賊出沒無常，聞風即逃，如果大帥勞師遠征，找不到番賊，那怎麼向皇上交代呢？大軍一動，兵餉開支就不是個小數目，事宜慎重，還請大帥三思。”琦相承認我們說的話在理，可是出征日期已定，前隊早已啟程，事情已經停不下來。
後來聽說官兵到達柯柯烏蘇，番賊已逃走，大軍追到馬慶雪山就停了下來。回兵時將雍沙地方的番人營帳洗蕩一空，捉獲了五十七個冬都魯人，派西寧道文桂解送到省城，命令我、明誼和文桂一起會審。
十月初，西寧道文桂將人犯解送臬司衙門。當時，臬司明誼因為辦案去了京城，代理臬司的是鞏秦階道（康熙二年置洮岷道，領鞏昌府、秦州、階州，乾隆二十八年更名鞏秦階道）朱其鎮，號九山，浙江人，和我是已醜同年，在翰林院又一同共事多年；等到他外放甘肅道員時，我正任陝西督糧道，還資助了他路費四百兩。我來到甘肅，九山兄因為老病不支，想再升一級後就歸隱田園，恰好臬司出缺，我就致函琦相商量讓他代理臬司——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這一次是害了他，又委任慶陽府知府步際桐代理蘭州知府，後者也是已醜同年。文桂將犯人解交，朱其鎮邀我一起查點人數，按照從西寧帶來的口供，讓翻譯馬圖逐一傳問。
據馬圖稟報，所有人犯都沒有翻供。第二天，代理臬司朱其鎮會同代理蘭州府知府步際桐等，在臬司衙門逐日審訊，至於說他們是如何訊問的，委員從未向藩司衙門通報過。因為刑名案件屬臬司職責，況且又有臬司親自督審，我也就不便過問。到十月底，人犯供招已定，臬司又邀我和文道台一起過堂，犯人口供雖然聽不懂，不過看他們的表情好像也並非勉強。後來營中將這些番人搶劫的證據送來，也都是步際桐與臬司還有各位委員一同核對的，我一概不知。上報後，琦相再次過堂。第二天，琦相對我說：“這些人供詞切實可靠，殺了他們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次出征，琦相認為青海辦事大臣哈勒吉那養癰遺患，既不能震懾番匪，迫使他們早日回到老巢，又不能糾察漢奸，阻止他們互相勾結；而且青海辦事大臣衙門裏的書役、翻譯有很多人也與番賊勾結，希冀坐地分贓。琦相到西寧後，並沒有請哈勒吉那一同剿賊，等到事情完畢，又不一起聯名上奏，簡直就把哈勒吉那看作一個贅疣。
哈勒吉那心裏非常害怕，又受人挑撥，就彈劾琦相“濫殺良番，恐開邊釁”。皇上三次命令琦相明白回奏。琦相反複疏陳，並彈劾哈勒吉那“素不識字，憚於用心，屬下的書役、翻譯，半通番匪；對境內旅館窩藏盜賊全不查處；對蒙古約束不嚴，也不善於約束”。奏折送上去後，皇上心中疑慮仍然沒有釋懷。當時皇上登基不久，廣開言路，大小臣工都想趁機好好表現一番。琦相幾次被參劾，列出的條款有很多根本就是汙蔑和誹謗，完全不合情理的事也敢妄陳。琦相厄運將臨，番匪幸逃誅滅，這大概是上天注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