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幾天都住在船上，兼慈因為船小板硬，搖搖晃晃不能入睡。於是就到楊家莊，找到幾間茅屋，將老人家安頓下來，我暫住船上。弟婦的堂兄魏介眉，來莊上看望妹妹。他說他做了個夢，夢見他的嬸娘告訴他，他妹妹被賊人抓去了。我說：“如果真的遇到賊匪，被抓走的肯定不止令妹一人，您這話實在讓人不解。”魏又大聲大氣的說：“怎麼讓我妹妹住這種地方呢？”我告訴他：“避亂僑居，還會有高堂大廈嗎？這個地方，我的八旬老母尚可安居，令妹委屈一下又怎樣呢？”由此看來，魏家衰敗的日子不會很遠了。
大侄帶著換姑來到莊上，二侄夫婦也來了，於是就在楊家房子的東邊另找一個宅子居住。侄兒們不久就轉移到僧道橋街上孫家宅子，把大嫂也接來同住。我的妾侍譚氏從京城回到儀征，我也上岸住到三譚莊譚姓屋裏。譚氏與鴻甫侄兒是近親，和我也算有點關係，他的房子比楊宅寬敞很多。
我七妹、八妹已經長大成人，可是婚期都未定。當此時艱，她們更應該早點成家，不能講究的地方也隻好將就了。兩人嫁妝兼考在世時已經備辦好，於是就選定六月十一日，讓三弟姨太太帶著七妹回牛王營，送到程家。程家單寒，妹夫程湛華是丁亥舉人，在鄉下安分讀書。
至於八妹，道光二十三年阮文達先生（即阮元）還在的時候，就有意和我們聯姻，因為阮八世兄性情癡呆，兄弟幾個也都不是能吃苦擔責的人，我就堅定地拒絕了。沒想到十年後，兼慈在揚州還是答應了，這也可以證明姻緣的確自有天定。妹夫是個禿頭，並且性情頗愚，因為這門親事是兼慈主張的，所以姨太太（八妹的親生母親）常有閑言。可是事情已成定局，八妹也在六月出嫁了。我也總算了卻了七妹和八妹的這兩樁人生大事。至於她們將來幸福與否，那就是她們兩人的命了。
本地官員賦稅之外常常另外攤派捐輸，幾乎每年都有。有畝捐，即按畝派捐；有指捐，就是指定張三捐多少李四捐多少。儀征人煙稠密土匪眾多，縣令也是更換無常，每次新官到任，一定指捐一次。幾年來所捐的銀子不在少數，至於這筆錢捐了之後，縣裏怎麼用的，那就不知道了，也不見這些父母官對我們有任何獎勵。民力幾何，怎能承受這種盤剝？
我家除了幾畝薄田外，沒有其它進項，自從兼考去世後，每年入不敷出。三弟聽說又要捐款，深以為苦，提出和我分家——家產的規模小了，捐款也能少些。我說：“你既然提出分家，我也不勉強，田地的肥沃與貧瘠，佃戶的勤勞與懶惰，都憑三弟你分派，我沒有任何意見。”
家產是這樣分的：兼慈自己管理的田產，現歸三弟收管，將來作為兼慈的祭田；庶母管理的田產，也歸三弟經營，將來作為三弟自己的田產。因為三弟是庶母所生，和我沒有關係。還有一處孫家抵押的田產，也歸三弟管照，也算是兼考的祭田。家裏的田產，牛王營一處是我的親生父親留給我的，當然歸我所有。鐵壩頭、田家塋的田產是我用自己的積蓄買的，我讓三弟也拿來平分，而不要說是我的私產。隻有周家坡一處，我的親生父親、黃夫人、邵夫人都葬在那裏，當年購置這塊田，也是邵夫人和王氏變賣首飾共同買下的，裏麵也有兼慈和庶母的私房錢在內，我讓三弟將這份產業分給我，作為三座墳墓的祭掃費用，至於庶母出的那一部分錢，單獨劃出由我歸還。兼慈命令在我的田產裏，每年拿出一些錢作為孝敬，我讓大侄每節呈送五十兩，一年共一百五十兩。兼慈又命提出一份產業給長孫蘭兒。我說蘭兒並無兄弟，我的家產都是他的，也就不必單獨分一份了。
我先前在臨洺關及長垣帶兵時，其間兵勇口糧支用的這筆賬，桂良一定要我具名報銷——他之所以這麼做，不過是因為當年他拿這個來誣陷過我，現在用這來堵悠悠之口罷了。他發公文到向帥和總督怡良處，之後公文轉到儀征本邑。我閱後當即回複，趕緊收拾行李，赴保定核算。實際上，當年的錢糧賬目都不是我經手，隻是既然此事關係到軍隊糧餉，又奉劄飭，不敢推諉，擔心桂良又借此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