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每年應征收二十八萬兩地丁銀，除各州縣的開支以外，應起解到藩庫的銀子是十七萬多兩。隻是因為地方窮，山多天寒早，每年都有霜雹水旱各種災情，又有因年成不好而流亡到口外，導致地土荒蕪，無糧可征的情形，所以從來沒有征收足額的，解到司裏的每年也不過十二三萬兩；另有茶稅十二萬兩，搭配錢鈔交納，由蘭州道、蘭州府、蘭州縣、西寧府和茶馬同知等人督催。茶商刁黠，因為各衙門都收過他們的陋規，他們就以此要挾不交，所以每年奏銷時都很棘手。藩司十分為難，必須雷厲風行，才可以征收起來。幾年前，常績由蘭州道升任藩司，因是舊交，所以蘭州道的銀子還沒有上庫，就捏報說全征繳完了。
臬司明緒代理藩司時，更是以撈錢為當務之急。據現任蘭州道恩麟告訴我：“明緒現在雖已交卸藩司，而茶規卻依然不減，他的母親妻子和幼子生日以及年節，茶商們都必須繼續孝敬。茶商倚仗臬司庇護，所以道中催課甚難。”是否是這樣，我也無從打聽。
另有鹽課二萬兩，散在各州縣，催收就更難。鹽商拖欠的，越拖越久；被州縣截流的，更是任你怎麼催都沒有回應。等到奏銷時，就具稟到藩司衙門，說是請在應領款項內扣除。司庫空虛，發款總是大加斟酌。如果藩司衙門批駁不準，那麼就會延誤奏銷，處分特嚴；如果全部批準，那麼就沒有銀子入庫，藩司衙門的司庫則更加空虛。
至於金課，是敦煌縣每年應交納的沙金數十兩，這筆款子一般先送到總督衙門再送戶部。近來金礦枯竭，縣裏百般拖延，而按規定必須在立夏前批解，絕不能拖延，也隻好在司庫領款內扣除。甘肅藩司的這些難處，又有誰知道呢？
內地兵餉、運費、文武官員的養廉銀以及一切雜務開支，應發的銀子共一百三十多萬兩。張家口關外各城，每年的經費大約八十多萬兩，並且都是刻不容緩的。甘肅本地進項很少，外省協撥的款項也大多不能及時到賬，兵餉真是萬分為難。每季兵餉，就算拖延到季尾，也必須開支，而賞恤人員以及總督、將軍、副都統、提督、總兵、學政等人的薪俸，也不能拖過年。常績任藩司時，關內的兵餉是實發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緩發，軍馬糧款減半，但仍然不能按時撥付。各營催餉的文牒，以及關口外各城的來文，急如星火，無法應付。
我接任時庫存十六萬兩——春季的軍餉還沒有發放，我多方籌措，總算沒有誤事。可是總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必須想一個長遠之策。戶部指定協餉的省份，除兩淮、江蘇、江西、安徽、廣東，浙江能及時到賬外；其他省份中，隻有山東解來白銀八千兩和部鈔兩千兩；河南解來白銀一萬六千兩和部鈔四千兩。我隻好將麵值較小的部鈔留下來搭配發放，麵值大大的仍舊退回河南並報告戶部。山西省有時解來一兩批，但無濟於事。
河東鹽道，每年還有三四十萬銀子的收入——這是最大一筆進項。
我於是設立捐輸局，鼓勵富商捐款，前後共得製錢三十多萬串。所寫之捐，一經報收，立即發放附近駐軍兵餉，不解入司庫，但是仍由藩司衙門出榜公示，廣而告之。
甘肅西部交納丁糧，東部則專交糧草，這兩項每年征糧二十多萬石，加上曆年儲備的不下六百萬石。如能以糧抵餉，兵丁未必不願意，隻是糧多的地方兵少，糧少的地方反而兵多，如果將這些糧食馱運到各營支放，運價比糧價本身還貴，那樣會虧損更多。蘭州糧食價格為一千九百文一石，而倉糧在質地色澤上都遜於市糧，百姓不願購買，我於是以一千四百文一石的售價上奏戶部，戶部批準了，可是民間仍不願買。這事遷延了半年，才賣出去十幾萬石，對兵餉也總算有些幫助。將來奏銷，肯定要到戶部裏去走動走動、意思意思，可這筆錢又到哪裏弄呢？我找首府商量，每石另加五十文作為部費，免得他們將來苛駁，可下麵的州縣還沒有解來。
甘肅提督索文，烏魯木齊人，回族，家道殷實。這個人雖然是個武夫，可是很有心計。道光三十年（1850）我在甘肅時，就和他很熟，現在舊雨重逢，自然更加親近。他的一些想法，雖然也有一些私心，但如果執行起來，也確實有效果。甘肅提督屬下的糧餉和軍馬糧草，都可以用糧食抵消，作價一千四百文一石，仍舊允給五十文部費；如此一來，甘州自是不用顧慮；至於寧夏、西寧、河州、涼州各鎮，還計議未定，如果能全省通行，那就可以省下一大筆開支了。也有人說邊疆的軍糧儲備事關國家安全，如果將倉糧變賣完，一旦遇到饑荒，那就幹係不小。我說：“你的確考慮得很長遠，可是如果拘泥於此，那麼眼前就會鬧出事來，不必等到荒年了。”